于邵（约717—约797，或约712—约792），字相门，唐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天宝十四年进士及第。先授崇文馆校书郎。先后为卫尉许卿、崔光远幕僚。后入朝任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起居郎、比部郎中。约于公元775年，先后任巴州剌史、梓州剌史等。约778年又入朝，历谏议大夫、知制诰、礼部待郎、史馆修撰等职。后因故贬为桂州长史。约贞元三年回朝，先除原王傅，后改太子宾客。两《唐书》有传。

本文主要记叙于邵任巴州剌史一事和其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画论、诗文等）方面的成就。

一、巴州剌史于邵

唐代的巴州（今四川巴中，治今巴州区巴州镇），唐武德元年，巴州领化成、曾口、清化、盘道等14县。天宝元年（742）改为清化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巴州，领化成（治今巴州区巴州镇）、盘道（治今南江县八庙镇）、清化（治今旺苍木门镇）、曾口（治今巴州区曾口镇）、归仁（治今平昌江口镇）、始宁（治今巴州区清江镇）、其章（治今经开区奇章街道）、恩阳（治今恩阳区恩阳镇）、七盘（治今巴州区花丛镇）9县。

刺史是中国古代州级官名。唐代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至玄宗时，复州为郡，复刺史为太守。肃宗再复唐初旧制。剌史是唐代一州的最高官员。

关于于邵在蜀情况，《旧唐书.列传·卷八十七》曰：“（于邵）出为道州刺史，未就道，转巴州。时岁俭，夷獠数千相聚山泽，围州掠众，邵励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说喻，盗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盗罗拜而降，围解。节度使李抱玉以闻，超迁梓州，以疾不至，迁兵部郎中。西川节度使崔宁请留为支度副使。寻拜谏议大夫、知制诰。”

依据孟祥娟《于邵生平考》[ 孟祥娟：《于邵生平考》，《天中学刊》1013年第1期。]，于邵入蜀的时间大概是在775年，朝廷任命他为道州剌史，但没有到任，而转任巴州剌史，后又迁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剌史，此间到过绵州（今四川绵阳），而在公元776年至公元777年左右当过西川节度使崔宁支度副使，约于公元788年离开蜀地入朝，入京担任谏议大夫、知制诰。算起来，于邵在蜀时间大约三年左右。这段时间，有人称之为于邵的“西南节度时期”。按《于邵生平及赠序文编年考》[ 杜文婕：《于邵生平及赠序文编年考》，《西北民族论丛》（第1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一文，于邵生平分为三个时期：西北入幕、为官时期；西南节度时期；东南贬谪时期。由此可知，于邵在蜀地的经历在其一生中非常重要。

那么，具体到于邵在巴州担任剌史的情况，迄今发现最详尽的文字即上述于邵本传中的几句话，在此复引如下：“.....（于邵转巴州）时岁俭，夷獠数千相聚山泽，围州掠众，邵励州兵以拒之。旬有三日，遣使说论，盗邀邵而降，邵儒服出城，盗罗拜而降，围解......”另，《新唐书.于邵传》曰：“（于邵）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会岁饥，部獠乱，薄城下。邵励兵拒战，且遣使谕晓，獠丐降，邵儒服出，贼见皆拜，即引去。”这两段文字大意如下：于邵当巴州剌史时，年成歉收，农作物产量不足，收成不好。夷獠[ “僚”又作 “獠”，作为族称，又称“俚獠”“夷獠”“群僚”等，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支系滋繁、分布广泛的大族。这个民族的人们，身材比较矮小，但强壮有力，好战。]数千人聚集于大山大河，围攻州府，抢劫民众。于邵鼓励州兵与夷獠战斗。时间算来有三天了，于邵派遣使者去劝服。强盗称如果于邵亲自来劝服的话，他们就投降。于邵穿着书生的服装出城劝降，强盗们大为折服，投降了，于是巴州城解围。

在唐代，与獠人的关系是巴州剌史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据阳云《巴中人文志》[ 阳云：《巴中人文志》（未出版稿或未刊稿）。]，唐代巴州一带僚人“数寇暴州”聚众掠民的较大事件有：巴州山僚王多馨叛（619)，梁州都督庞五枭其首，又破余党符阳、白石二县（均设通江县境）僚；武德七年（624)洋、集二州“僚反”陕及巴州；贞观十二年（638)“巴州僚反”；贞观十三年（639)“巴、洋、集、壁四州僚反”；大历五年（770)“时岁饥、夷僚数千，相聚山泽、围城掠众”；天宝末，巴州又僚乱。其中贞观十二年这次“巴、洋、集、壁四州山僚叛攻巴州，朝廷派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破之”，僚人“男女老少万余”被俘。

从上可知，官兵与獠人多半会兵刀相见，而于邵能让巴州獠人不战而降，是一件能够写入史书记载的事件。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能是于邵后来能够回到京城入朝当上谏议大夫、知制诰的重要原因。

降服夷獠应该是于邵担任巴州剌史时的主要政绩。

于邵在巴州剌史期间的其他情况，现已不可考。

二、书法家于邵

于邵亦善书。[ 参见刘玉龙：《唐代画家“于舍人”及其绘事考美术》，《美术》2024年第6期。]

《旧唐书.列传·卷八十七》称：“天宝末（755年），举进士。书判超绝，授崇文馆校书郎。”唐代秘书省、集贤殿、司经局、弘文馆、崇文馆五馆，皆有校书郎之职。除授校书郎官职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被唐人视为“文士起家之良选”，社会地位和认可度都很高，“非贡举高第，或书判超绝，或志行清洁的不轻授。”[ 汪辉秀：《薛涛校书郎官职考辨》， 《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颜真卿中进士后就曾担任校书郎一职。

“书判超绝”中的“书判”两字中，“书”指书法，“判”指文理，指进士考试中的书法和文章评判标准。《新唐书·选举志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书判是唐代选拔官员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即楷书法的优美和文理的通顺。

《历代画史汇传》谓：“（于邵）工书......朝有大典册必出其手。”

孙濌公《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谓：“（于邵）工书。”

《唐书·本传》《金石略》《文苑英华》谓于邵：“尝书唐北平郡王马燧新庙碑。”

于邵与颜真卿（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韩秀荣（盛唐隶书名家韩择木之子）、郑余庆（唐代宰相，书法遒劲有力）、子执钧、子正钧、史有盈等书法家皆有交集。

于邵与颜真卿交集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于邵为颜真卿撰写“告身”，“告身”即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状。颜真卿收到这份任职公告时，自己重新抄录了一遍。这就是传世于今的颜真卿著名的《自书告身帖》。[ 引自（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译：《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自书告身》，楷书纸本， 凡23行，253字，结衔小字13行，传为颜真卿所书的墨迹。今藏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这件楷书墨迹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另外，撰写诸多碑文：《唐监军使赠开府第五昱碑》为“唐于邵撰，史有盈行书，建中元年（780）”。《唐长安尉王之咸碑》为“唐于邵撰，韩秀荣八分书贞元十年（794）正月”；《唐太子中允范阳卢府君碑》为“唐于邵撰，郑余庆书”；《唐太子宾客李翼碑》为“唐于邵撰，子执钧书，子正钧篆额，贞元十年（794）立”。

惜无书迹传世。

三、绘画家于邵

于邵亦擅画。

《唐书·本传》《文苑英华》《金石略》谓于邵：“贞元中进画松竹图，并赞颂，时年八十一。”

孙濌公《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谓：“（于邵）善画。贞观中、进呈松竹图。时年八十有一。”

齐师白编著《唐宋画家人名辞典》谓：“于邵，德宗（李适）时任职‘太子宾客’，善画松竹。贞元年间德宗生日时，他曾画了一幅《松竹图》进呈，这时他已经有八十一岁的高龄了。可是笔力还是非常的劲健。”

于邵绘制了一幅《松竹图》，并在画旁撰文《进画松竹图表并颂》，为唐德宗祝寿，这是早期有比较靠谱记录的以画松竹为主要题材的纸质呈现。在此之前，也有关于三国时期关羽开始画竹之说，吴道子竹之说，王维画竹之说，以及唐代“李氏墨竹”之说，这些说法更接近于小说，没有多大依据。[ 张震：《中国竹:凌云有节最精神》，《中国艺术报》2017年10月13日。]

除了松竹图，于邵还绘曾壁画山水。

于邵壁画山水一事有唐代诗人王季友[ 王季友，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丙子科状元，为江西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状元。曾官陕西华阴县郡、虢州录事参军、洪州司仪、太子司仪等。参考自：王亦军：《王季友生平考略》（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约712或713—777至780之间）《观于舍人壁画山水》一诗为证。王季友与于邵当时均在宫内任职，互有交游。故于邵著有《送王司议季友赴洪州序》一文，王季友著有《观于舍人壁画山水》之诗。这里的“王司议季友”即王季友，“于舍人”即于邵。[ 参见刘玉龙：《唐代画家“于舍人”及其绘事考美术》，《美术》2024年第6期。]《观于舍人壁画山水》全文如下：“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见此山谓山晓。半壁仍栖岭上云，开帘欲放湖中鸟。独坐长松是阿谁，再三招手起来迟。于公大笑向予说，小弟丹青能尔为。”这是一首称赞于邵（于舍人）所画山水栩栩如生的题画诗，从诗题可知，所题之画是作于墙壁之上的山水画。末尾的“于公大笑向予说，小弟丹青能尔为”两名，透露出两人交往甚密。

于邵的画作早已不存。

四、画论家于邵

于邵不仅善画，还是画论家。

于邵所撰的《进画松竹园表》一文，是写在他为唐德宗祝寿所绘的《松竹图》画旁的，这篇文章主要称颂松竹，曰“......故臣常于礼叹松柏有主之姿，询于诗仰松柏植茂之兴。则如佳其不朽，岂著前闻？载征纤微，爰有丛竹，节虽谢于颖拔，操亦迫于岁寒。故臣辄画长松，佐之修竹；辨其位则松可君于竹，抡其才则卑可奉于尊。然松竹木中特最为有寿，众材搓卉，而翠荩方成；暮霰飘零，而繁枝益茂。辄敢赋形像外，移色毫端，敢借坚贞之姿，愿增天地之寿。况卿云瑞气，必呈证圣之祥；元鹤仙禽，每举冲天之翼。臣所以缘义祝寿，出幽入微，不散氤氲之容，同成俯仰之势。征画图之旨，诚惭创物；求比兴之义，庶近爱君。不胜区区之极！其松竹图并颂，敢冒陈献......”该文辑录于著名美术史家谢巍所撰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谢巍对此文赞赏有加，称：“此篇为现存最早绘松竹图之著作，可知画松竹乃为德宗祝寿。以松比君，以竹喻臣，与后世画松竹之义有不同。此图非纯水墨，而有着色，故其非墨竹。邵工画松竹，画史不见有载，可补遗。”

按：文字留存于世，但绘画作品却早已不存，这在中国书画界是常见之事，毕竟，纸张难以保存，而文字则可口口相传。

《谢恩写真表》云：“……特降画工，神既尽传，照无遗写，从衰朽之质，别荷宠光；分遭遇之形，长含喜气。”暗含了绘画作品中对形、神的观照。于邵写这个《谢恩写真表》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某次，皇帝嘉奖于邵，特意委派画工，为他绘制写真。画工使用绢作为画布，精心绘制，完成后经皇帝过目再派内廷使者专程送达给于邵。收到写真像的于邵为表感谢，他写了《谢恩写真表》，表达对皇恩浩荡的感谢之时，对此画之精妙进行的品评。

《秦州都督吴公写真赞》全文：“英姿一绝，自出常伦，挥毫得妙，又全其真。真不失旧，旧有弥新。挺如鹗立，婉似虹伸。当封在骨，得正从神。绿车协相，白马称珍。吴侯吴侯，翻然收秦。爱而不见，见似思人。”该四言诗虽然短小，但却从妙、真、骨、神的品评视角，谓吴公写真“挥毫得妙，又全其真”“挺如鹤立，婉似虹伸”“爱而不见，见似思人”，堪称佳品。

其他还有：《吴使君厅郑华原壁画松树赞》表达了自己对松竹的自然形态及其绘画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论述颇富创见，精深幽妙，以及论及绘画风格的《观世音菩萨画像赞并序》，论及写真的《杨侍御写真赞》，等等。

五、文学家于邵

于邵是唐代代宗、德宗时期的大手笔。《旧唐书.于邵传》：“当时大诏令，皆出于邵。”

诏令，是皇帝发布的公文的统称，民间则一般称为“圣旨”。诏令大体上可分两大类：一是发布重大制度、典礼、封赏的文书；二是日常政务活动的文书。概括起来有制、诏、诰、敕、旨、册、谕、令、檄等。由此可知于邵在朝廷里的地位与声望。

据沈文凡、孟祥娟《唐代河南于氏家族文学缉考》[ 深文凡、孟祥娟：《唐代河南于氏家族文学缉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全唐诗》卷252 收录有于邵《释奠武成王乐章》组诗共五首，分别是《释奠武成王乐章送神》《郊庙歌辞释奠武成王乐章奠币登歌》《释奠武成王乐章亚献终献》《释奠武成王乐章迎神》《释奠武成王乐章迎俎酌献》。

《全唐文》收录于邵文7卷，近150 篇，在河南于氏家族文人中存文最多。文备颂、表状、判、书、序、记、论、赞、箴、碑、传诸体，举凡军政国务、论事陈情，立意见于笔端。赠别宴集、谈诗论文，风情显于纸上。疏桐衰柳，遐荒秋景增离人之惆怅；青溪白云，零桂凉风引 迁客之归思。大略论议有体，赠别有情，干谒有节，摹景绘形，尤其可观。

于邵与唐代的大文人包佶（唐代诗人、大臣）、权德舆（唐朝宰相、诗人、文学家、文章家）有诗文往来。

唐代巴州剌史一职，历来被今天许多的巴中人认为是由武将担任，一来认为巴中古代乃蛮荒偏远之地，非武将才能镇住；二来可能这与曾任巴州剌史的严武有关，严武是唐朝名将，杀伐果断，经略蜀地多年，战胜吐蕃，为唐王朝立下大功，因此好象只有如严武这样的武官才镇得巴州这样一个地方。唐代巴州剌史于邵的发掘或可颠覆这一习惯的看法，让人们对古代官员的任职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其实，许多唐代巴州剌史并非武官，譬如，晚唐巴州剌史薛逢在任上，政声颇佳，他不但是诗人，仅在蜀地任职期间就创作有诗歌20多首，[ 王红霞：《薛逢蜀中诗简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3期。]还是书法家，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就称其“书法浑厚奇秀”（《书史会要》卷五）。

本文的意义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揭示作为唐代巴州剌史的于邵在巴州剌史任上的文字记载，二是介绍一些中国古代官员，如于邵，他们不仅做官做得好，诗书画文也堪称俱佳，可称全才。由于敝人学识有限，掌握文献或数据可能又不足或不准确，故本文或有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本文且当抛砖引玉吧。

本文载四川省巴中市政协《巴中文史》杂志2024年第4期。

《旧唐书》中的“于邵”条影印件（部分）

（作者唐林：男，四川南充籍巴中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中国书画、巴蜀文化、巴蜀美术。代表性成果：《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32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