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四川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

胡聪，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作为从古至今生活在川、渝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总称，巴蜀文化是以汉族、藏族、彝族、羌族等17个世居民族共同创造的地域文化。这些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直到1942年“巴蜀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以来，中国学界才开始展开研究。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一批重要的巴蜀文化遗址得以发现，巴蜀文化的研究才得以深入。徐中舒讨论了古代巴族和蜀族之间的交往联系；蒙文通探讨了古代巴蜀的疆域、文化、民族以及经济中心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两大考古遗址的新发现，传统的巴蜀文化问题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学者探讨了古代巴族的由来及其构成，首次提出“巴蜀文化区”的概念，并将巴蜀文化的概念分为狭义的巴蜀文化和广义的巴蜀文化，认为广义的巴蜀文化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从古至今”的文化，或者指出巴人是众多族群组成的亚民族集团，巴文化是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复合共生的文化。

21世纪以来，巴蜀文化的研究开始向多学科方向发展，学界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有学者指出巴蜀以其独特的地域魅力吸引了大量外地诗人入蜀，因而掀起了唐代诗歌创作的新高潮。有学者认为杜甫对巴蜀地区的民族文化及其资源的了解与关注，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也有论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指出今日语境下的“巴蜀文化”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含狭义的古巴、蜀文化遗产，更是指以川、渝两地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从古至今的文化总和。此外，有研究者将创作、科研、文化与民族影视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在新时代下传承和传播民族影视文化艺术以及弘扬巴蜀文化。

总之，巴蜀文化研究成果较为丰硕，阐释了巴蜀古代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揭示了巴蜀地区的古代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较少关注近代以来巴蜀文化的发展，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除了稍加关注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之外，大部分学者未能将巴蜀文化的研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大背景之中，对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以及作为平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体认识不足，更多关注的是巴蜀文化作为平原农耕文明的一部分。本文拟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入手，结合巴蜀文献，探究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代表性和特殊性。

一、巴蜀文化的由来及其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力量之源和信心之源。巴蜀文化从产生、形成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史在巴蜀地区的缩影。探寻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首先得从其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多次移民历史这两大原因入手。

(一)巴蜀文化的产生及其发展

1.巴蜀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的“胡焕庸线”穿越了巴蜀地区全境，可以发现巴蜀地区内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踪迹。胡焕庸线向东是四川盆地，海拔200～750米，面积15.3万平方公里，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饶，从秦汉起就一直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是农业文明的代表。向西则属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高原较完整，起伏和缓，海拔一般在4000米以上，东南部高原多为高山峡谷，谷底海拔为1000～2000米，岭谷高差可达2000～3000米。居民多从事草原游牧，是游牧文明的代表。在巴蜀地区内部，居住在农牧区的各族民众经常穿越胡焕庸线，互通有无。马长寿1940年代在成都就目睹了居住在岷江上游的嘉绒藏人在冬天前来做工，并结合《华阳国志》中的相关记载，指出每年秋后嘉绒藏人来成都帮佣，正是史籍所载岷江上游夷人“入蜀为佣”传统的延续，可见岷江上游地区民族冬季“入蜀为佣”的传统，从汉代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源远流长。由此可见，巴蜀地区是中国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完美范本。

2.各民族迁徙的影响

作为汉代以来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移民历史源远流长。除了历代中央王朝政府的政策移民外，战乱或者饥荒等的影响也使得大批汉族移民选择前往巴蜀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有史记载巴蜀地区共有“湖广填四川”等八次大移民，汉族移民大量迁入，显著影响了巴蜀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蜀地区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三线建设”影响，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口移居，推动了巴蜀地区的工业发展。除了汉族移民外，巴蜀地区同样吸引了彝族、藏族和羌族等群众陆续迁入。以藏族为例，自公元7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向巴蜀地区西部发动了持续长达200余年的武力扩张，大批军民移民到此。这使得巴蜀地区西部不仅得到了开发，亦为康巴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不仅有着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合作与交流，还在近代共同抵御了外来侵略。在鸦片战争中，就有来自四川松潘的藏族土兵前往前线作战。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英军侵占了浙江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清廷遂调集各省军队赴浙作战，其中四川军队中就有一部分属于金川土司阿木穰、金川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所率领的土兵。他们长途行军到达浙江前线后，迅速投入到收复宁波与镇海的战斗之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二十九日，阿木穰率部奋勇直前，冲进宁波西门，遭到英军地雷和伏兵杀伤，阿木穰和屯兵百余名壮烈牺牲。同日，哈克里亦在镇海的战斗中为国献身。在红军长征经过巴蜀地区的时候，众多的各族儿女选择加入红军(17)，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川期间，就有4.5万余名巴蜀儿女参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的桑吉悦希(天宝)，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等职的杨东生，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等职的扎喜旺徐，就是红军长征时分别于川西北的丹巴、大金、甘孜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他们在长征途中得到锻炼，逐步成长为党的优秀民族干部，使得巴蜀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

受特殊自然地理条件、移民迁入等因素的影响，巴蜀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国较早出现的巫山人、资阳人，就生活劳作于巴蜀大地。旧石器时代晚期资阳鲤鱼桥出土的旧石器、汉源“富林文化”“铜梁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巫山“大溪文化”、西昌礼州“金沙江流域典型文化”，均显示巴蜀文化在孕育期的文化特征。进入夏商周时期，巴蜀文化有所发展，并开始形成特色。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新石器末期至周初，巴蜀文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逐步融合，使巴蜀文化更为丰富、发达，特色显著。涪陵小田溪巴人墓出土的大量铜器，可见巴蜀文化融为一体的趋势。至此，巴蜀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入蜀后，秦并巴蜀，中原文化大规模影响巴蜀文化，后者在保留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逐步融进中华文化之中。(18)西汉时文翁兴学，使巴蜀文风大盛，蜀学比于齐鲁。如西汉辞赋的领军人物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皆为巴蜀人士。可见巴蜀文化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跻身于华夏文化的前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史学兴盛，巴蜀人士谯周、陈寿、常璩分别所著《古史考》《三国志》《华阳国志》等鸿篇巨制可见一斑。到了唐代，巴蜀地区历数百年承平生活，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尤以诗歌为最。初唐射洪人陈子昂一扫笼罩在初唐诗坛上空的形式华丽浮艳而内容苍白纤柔的齐梁体诗风，被后人誉为“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晚唐成都人雍陶的山水诗亦十分出名。此外，“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僖宗两次入蜀，大批逃难文人也随之而来，这使得巴蜀地区出现了文艺的空前繁荣。以高适、岑参、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人为代表的诗歌大家都在巴蜀地区留下了不少佳作。

历史上巴蜀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公元7世纪以来，来自雪域高原的西藏文明呈现向东发展的趋势。而巴蜀地区首当其冲，这种扩张使两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这种碰撞与交汇的结果使得西藏文明最终被纳入中华文明的体系之中，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巴蜀地区的诞生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被人戏称为“李波斯”的五代花间词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李珣，其先祖就是来华经商的波斯商人，因黄巢起义才跟随唐僖宗入蜀，并定居在川北梓州。

五代时，中原地区征战不休，唯有前后蜀地方政权统治下的巴蜀地区相对安定。以花蕊夫人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漫吟唱和，盛极一时。入宋，巴蜀文化再掀繁荣的高潮，文学史称的“唐宋八大家”，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列位有三。苏轼集文章(散文)诗词书画于一身，开豪放派文风之先。

然而受宋蒙战争影响，巴蜀文化在元一代发展陷入低潮，到了明代，新都县人杨廷和、杨慎父子著述颇丰，影响深远。清初，受明末农民战争影响，巴蜀地区人口锐减。后经“康乾之治”经济发展，移民大量进入巴蜀地区，巴蜀地区的文化艺术逐步恢复发展。清乾隆年间的罗江人李调元，不仅在诗坛享有盛誉，在戏曲、评论和藏书方面亦有涉猎，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也是川剧形成和兴旺的重要时期。昆曲、弋阳腔、皮黄腔、梆子腔先后传入巴蜀地区，加上巴蜀地区本土的灯戏，最终在清末形成了川剧。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烈。由于西学东渐，传统的巴蜀文化开始近代转型。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爱国之士纷纷主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成立，四川在京的刘光第、宋育仁等带头参加。1896年宋育仁回川先后创办《渝报》《蜀学报》，并带动四川陆续兴办了《白话报》《蜀报》等报，推动了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发展。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巴蜀地区的许多革命志士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五四运动促进了巴蜀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除诞生了一批鼓吹反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外，以郭沫若、阳翰笙、巴金等为代表的巴蜀作家活跃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巴蜀地区成为抗日大后方的中心地域。全国进步的文化组织，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院校、电影制片厂、图书出版机构等，大多汇集巴蜀地区，使其成了全国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他们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艺术活动、兴办文化事业，对巴蜀地区进步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及外省的文化艺术机构和文化人士相继离开，加之内战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巴蜀文化的发展开始停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巴蜀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巴蜀文化事业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得到全面迅速地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以周克芹、阿来、吉狄马加等为代表的各民族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当代巴蜀文化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

二、巴蜀文化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征。而在巴蜀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孕育出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既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五个特征体现最为充分的地域文化之一。

(一)连续性

巴蜀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国较早出现的“巫山人”和“资阳人”就生活劳作于巴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资阳“鲤鱼桥”出土的旧石器、汉源“富林文化”“铜梁文化”以及近期四川稻城县发现的皮洛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巫山“大溪文化”、西昌礼州“金沙江流域典型文化”，均显示巴蜀文化在孕育期的特征。以距今4500年的成都平原十座古城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为起点，昭示着巴蜀已进入由古文化的积累发展到古城文明诞生的时代。进入夏代，巴蜀文化继续发展，并在商周时期开始形成巴、蜀、苴等特色古国，三星堆等遗址所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工艺制品，从侧面证明巴蜀文化已经发展到古“方国”阶段。

尽管对于中原而言，巴蜀地区似乎僻处西南，是《史记》中所谓的“西南夷”，但是在先秦，古蜀国却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是西南区域的中心古国。三星堆古城和金沙古城先后是古蜀王国的王城。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逐步融合，使巴蜀文化更为丰富、发达，特色显著;尽管巴文化与蜀文化是两支独立起源与发展的地域文化，但自从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将巴蜀地区并入秦国的版图之后，两支文化经过长期的互补交融和认同发展，统一为一个有自己特色“同风同俗”的区域文化共同体。此后的历朝历代巴蜀文化一直延续发展，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这足以证明巴蜀文化是在不断吸取中华文明的滋养基础上，结合地域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此外，巴蜀地区历代都重视地方历史文献的修撰，使巴蜀文化的成果得以传承: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开启了中国地方志编纂的先河，其中《巴志》《蜀志》也都是民族史，此后《蜀鉴》《全蜀艺文志》《蜀中广记》《蜀典》等著作蝉联而下，使数千年巴蜀文化的历史与成果薪火相传。由此可见，巴蜀文化的连续性是在与周边多种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吐故纳新、创新发展。

(二)创新性

巴蜀文化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巴蜀地区虽然交通不便，被大山环绕、被大河阻隔，但无法阻挡巴蜀各族群众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亦无法阻挡四方人群向巴蜀地区迁徙，这使得巴蜀文化始终展现出创新的强大动力。在对外交流上，巴蜀地区有着“蜀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体系，民族迁徙、移民互动频繁，巴蜀各族儿女依靠这些对外交通线路不断拓展，敢于突破闭塞的自然环境，使得巴蜀地区在先秦时期就与外界有了广泛的联系，也使得巴蜀文化因交流而灿烂，文明因互鉴而日新。都江堰是李冰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开拓修建;载于《史记》的“南方丝绸之路”之上国内外畅销的商品只记载了三种即“蜀布”“邛竹杖”“蜀枸酱”，全部是巴蜀生产。考古工作者就曾指出，“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唐织锦基本上都是蜀锦，唐代更是非蜀产莫属，无不体现了巴蜀文化的创新与突破。自古以来，巴蜀各族儿女，敢为天下先，在诸多领域都具有卓越的创新和创造:都江堰的开凿、落下闳发明太初历、文翁开石室创办郡学、张道陵创立道教、漆器、火井、雕版印刷、交子等巴蜀地区各时期众多的发明创造成为中国名片;唐昝殷著《产宝》首创中医妇产科典籍、五代李珣著《海药本草》首记海外药材、宋王灼著《糖霜谱》首记甘蔗制糖工艺等均引中华大地风气之先;以“三苏”为代表的家族性文化巨人的出现、司马相如与陈子昂等文学殿堂的高成就者等事例，无不体现巴蜀文化创新创造的蓬勃生机。“易学在蜀”“文宗自古出西蜀”“巴蜀自古多才女”等标语性评价，更是对巴蜀文化守正创新的绝佳赞美。可见巴蜀文化的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中华民族在王朝时代领先世界文明的先进性。

(三)统一性

巴蜀文化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巴蜀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性文化，但从其产生开始，便朝着中华文化集结凝聚，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强大力量。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巴蜀文化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26)，正史对于大禹、蜀王出身的记载，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西汉后期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称:“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以上的记载，说明“大禹”“生于”西羌石纽，“家于西羌”，与四川有密切的关系。又如《华阳国志》记载“人皇兄弟九人，蜀帝王为其一”等。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巴蜀民众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在巴蜀地区的许多神话传说中，都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相似的文化起源，如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禹生于西羌、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等，表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根同源。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保留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逐步融进中华文化长河之中。西汉时文翁兴学，使巴蜀文风大盛，例如西汉辞赋的领军人物司马相如和扬雄皆为巴蜀人士。故唐代杜甫一入蜀，便感叹“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认可巴蜀文化与河洛文化的亲和性，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古诗人皆入蜀”的传统。这些案例表明，巴蜀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主动融入主流，最终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跻身于华夏文化的前列。

巴蜀地区还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对促进祖国统一、民族融合、文化传承起到关键性作用。秦统一天下，唐代平定“安史之乱”，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无不得益于巴蜀地区的地利、物力和人力。

(四)包容性

巴蜀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巴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对各类文明兼收并蓄。作为远近闻名的“天府之国”，巴蜀地区在历史上吸引了大批汉族移民。除了历代中央王朝政策移民外，受到战乱或者饥荒等灾害影响也使得大批移民选择前往，巴蜀历史上有多次大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后，巴蜀居民的主体大变，到嘉庆年间，巴蜀地区已是“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除了汉族人民迁入四川外，还有周边的少数民族迁入。这最终导致了巴蜀文化风貌的明显转型，湖广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巴蜀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近现代巴蜀地区风俗习尚的基础。

巴蜀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入川，使得该地的民族交流交往密切，兼容共处、融合发展，造就了巴蜀文化和谐包容的文化特质，移民文化使巴蜀各族民众具有开放兼容心态，能够海纳百川，友待九州。在这种包容精神感召下，造就了经史辞章、诗词歌赋无所不优的苏轼;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第一的杨慎;清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李调元；集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郭沫若……他们的文化成就，无不与巴蜀文化“兼容并包”“积杂成纯”的特征有莫大关联。

(五)和平性

巴蜀文化具有显著的和平性。回顾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与其他文化频繁交流是巴蜀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它从诞生开始就向北与中原文化交流，向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向东向南则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至滇黔文化。正如巴蜀地区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加上盆地地形，不仅使巴蜀文化易于形成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还使其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巴蜀文化在历史上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平共处不断融合，如自公元7世纪以来，来自西藏的文明开始呈现向东发展的趋势，而巴蜀地区首先受到影响，这种东向发展使两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而这种碰撞与交汇的结果是西藏文明最终被纳入了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巴蜀地区的诞生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巴蜀文化在与周边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巴蜀各族儿女爱好和平，亲仁善邻。在战乱之时，巴蜀地区时常起到民族复兴基地和政权安全屏障的作用。例如身经战乱之苦的杜甫在来到巴蜀地区后，写出大量不朽的诗篇;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巴蜀地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物资、兵源的主供区，也成为内迁学术和学校机构的主要承载地，为抵御侵略、捍卫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巴蜀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

巴蜀地区的优秀文化遗产包含代表性历史人物、标志性著作、地标性遗迹三个部分，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来说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产生了天宝、《格萨尔王传》、川藏茶马古道等为代表的巴蜀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是巴蜀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红利”。

(一)巴蜀地区代表性历史人物的多民族性

在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代表性历史人物，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祖国观、爱国观、对于中华共有文化的认同感极其强烈，尤其是藏族格达活佛，无产阶级革命家天宝，以及彝族精英小叶丹、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以及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等民族先进人物的言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在巴蜀地区的绝佳体现，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来源。例如，以李仕安为代表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的彝族精英在奠定了“中华民族”观念的思想基础后，回到家乡利用自身的民族身份、家族背景和地方人脉，将“中华民族”观念意识的相关内容传播到巴蜀地区的彝族聚居区，使得当地彝族群众产生了初步的家国观念。

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外，巴蜀地区还涌现了一大批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志士。除了耳熟能详的汉族革命家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外，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目睹红军长征路过巴蜀地区后，选择参加红军，并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长为民族精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实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著名藏族革命家天宝为例，天宝(1917—2008)，原名木尔加·桑吉悦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党坝乡人。少年时出家当了一名小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军长征经过阿坝时，桑吉悦希选择加入红军，并追随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在到达延安后，改名为天宝。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党的民族政策的忠实实践者和统战工作的楷模。

(二)巴蜀地区标志性著作是各民族共同造就的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和体现，标志性著作不仅是巴蜀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巴蜀文化的标志性著作是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藏族毛尔盖·桑木旦大师所著的《藏族史·齐乐明镜》、羌族释比历代所传诵的《图经》、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等标志性著作都是中华传统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巴蜀文化标志性著作不仅包括以李白、苏轼等汉族人士所创作的诗词曲赋，也包括藏族、彝族群众所创作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勒俄特依》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经典体现的勤劳、孝道等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共同观念。这些少数民族史诗还弥补了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学中缺少史诗体系的遗憾:史诗在西方的文体系统中一直被置于高位。作为文体的史诗的特性扩展到小说、戏剧乃至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中，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审美观念。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都有史诗，传统汉语言文学中并无“史诗”一词，直到19世纪下半叶Epic Poem译介到中国来时才得以出现。西方文学传统视史诗为崇高的正统体裁、庄严体，所以在西方的文体标准下，史诗的缺位，意味着一种崇高的正统体裁的缺位，有无史诗，则成为民族文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一个指标。然而《格萨尔王传》等少数民族史诗的存在，不仅填补了中国汉语言文学中没有史诗的空白，还充分展现了中国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人文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亦是巴蜀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

此外，在凉山彝族经典史诗《勒俄特依》中，就有“首先烫长子/说声‘俄底俄夺’/成为藏族的始祖/蹲起双脚坐/然后烫次子/说声‘阿兹格叶’/成为彝族的始祖/跳到竹席上面坐/最后烫幺子/说声‘表子的咯’/成为汉族的始祖/跳到门槛上面坐”(34)。可知彝族先民很早就对本族和他族有了认识。此外，巴蜀文化标志性著作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各民族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借鉴。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指出，巴蜀彝族毕摩经籍中包含大量用彝文翻译或改写的汉文文学作品和汉族民间文学作品。(35)

(三)巴蜀地区的地标性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公认的

巴蜀地区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中华民族共有的地标性文化遗产，如峨眉山是汉藏各民族共同朝拜的圣山。此外，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惠远庙、德格印经院、格萨尔故里，康定市的跑马山及其周围的多个宗教庙宇、巴塘县鹦哥嘴的“官商大道”、泸定县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大禹祭坛”等。这些遗迹是巴蜀地区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形成的共同记忆，被列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圣地。依托这些地标性文化遗产，诞生了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国宝级“非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两大民歌之一的《康定情歌》，不仅是巴蜀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反映，更是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川藏茶马古道这两条线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巴蜀地区产品输往外地的最早且最重要的线路之一。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就已初步开通，在此后发展为“金牛道”的“蜀道”，它以巴蜀为重心，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南行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北。可见，南方丝绸之路不愧为古代亚洲的文化交流纽带。

除了南方丝绸之路外，川藏茶马古道也是巴蜀文化遗产中一条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交流纽带。从巴蜀地区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拉萨，然后再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贸易线被称为川藏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藏羌彝民族走廊上的重要道路，其发展历史生动再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扩大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意义重大。

上述代表性历史人物、标志性著作、地标性文化遗产等，是在巴蜀文化发展之中形成的，既是巴蜀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反映，亦是巴蜀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红利”。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提倡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新时代，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靠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继续探索、研究巴蜀文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巴蜀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巴蜀地区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产生了众多代表性的巴蜀文化资源，可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红利”。我们应总结巴蜀文化中产生与培育“历史红利”的经验，与时俱进，在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发挥更大的巴蜀文化作用。

（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