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怪石图》（又称《枯木竹石图》《古木怪石图》《木石图》），作者为北宋四川眉山人苏轼（（苏轼生平事迹参见《四川美术史》中册五代两宋卷之“苏轼”条））。水墨纸本手卷，画纵26.3 厘米、横50厘米，画连题跋纵26.3厘米、横185.5厘米，全卷连裱共纵27.2 厘米、横543厘米。日本大阪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旧藏。2018年，此图以4.636亿港币（约4.1亿人民币，加佣金价）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专场成交售出，成为历年来仅次于北宋诗人黄庭坚《砥柱铭》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第二高价，后者在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以4.368亿人民币总成交价成交。现收藏者不详。

苏东坡《枯木怪石图》（《中国美术报》）

此图写枯木一株，干偃枝曲，盘扭而长，不著树叶，但拙顽枯傲的树干，凌空舒展的枝梢，则生动地呈现出枯树那种老劲雄放的“傲风霆”姿势。树根处作一特大怪石，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重心，旁生竹子几株，稀疏的枝叶，也显出了委曲争生的活力，颇多野趣。全图笔墨无多，生趣自溢，有较强的表现力。运用书法之笔法，飞白为石，楷行为竹，随手拈来，自成一格。画面清淡、简散，草草而成，信手写出。整图不求形似，不具皴法。此图画面上无苏轼本人的款识印章，但因后有刘良佐和米芾的题诗，确认为苏轼的真迹。米芾认为，苏轼这种看似没有法度的画风，正是他胸中的郁闷盘结所致。该图运思青拔、风格卓绝，是画中珍品。

（北宋）苏轼《枯木怪石图》

从此图看，苏轼虽自称学文同，但与文同的《墨竹图》相比，文氏作画法度森严，苏氏则逸笔草草，是迥然不同的。苏东坡是一位写意花鸟画的先驱，他的《古木怪石图》，不仅笔墨疏放，而且跳出了在“写生”基础上“寓兴”的藩篱，为了强烈地抒发感情，创造了“不似似之”的形象。文人以诗入画，以书入画，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无疑是文人画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他绘画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当时“文人画”的典型作品。

此画收录于《代表中国艺术高度的100幅名画》、《人一生要知道的60幅中国名画》、《人一生要知道的100幅中国名画》、《你应该读懂的100幅中国名画》、《艺术100 中国艺术经典》等书籍。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

本文重点不在《枯木怪石图》绘画艺术，而着重其文物性和递藏。由于此画递传历史历来为绘画界高度关注，发表文字不可胜数，故本文不再重述，仅从其题跋、印章两个方面，现当代部分则另加文献史料，来考察这件出自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旧藏的作品，其中印章方面主要参考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爽籁馆“苏轼木石图卷”条。

《枯木怪石图》现有4个题跋，分别是刘良佐、米芾、俞希鲁、郭淐，印章共41枚。本文依年代顺序介绍，有题跋者，印章一起介绍，如无题跋，仅介绍印章。

（宋）刘良佐题跋

一、宋代

（一）题跋

画卷接纸第一页，刘良佐题跋如下：

润州棲云冯尊师弃官入道三十年矣，年七十余，须发漆黑，且语貌雅适，使人意消见，示东坡《木石图》，因题一诗赠之，仍约海岳翁同赋，上饶刘良佐。

旧梦云生石，浮荣木脱衣。支离天寿永，磊落世缘微。展卷似人喜，闭门知己稀。家林有此景，愧我独忘归。

刘良佐文大意如下：润州（今江苏镇江）棲云一位姓冯的尊师（即道士）给刘良佐看了东坡《木石图》，题一诗相赠，又相约海岳外史米芾一同赋诗。

刘良佐，几乎所有书籍均只说到刘良佐在此图后题跋，但均述及他是什么人。张琦先生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没有谈到刘良佐是谁，徐邦达先生更说此人无考。百度相关网页直接称“刘良佐其人无可考”。

经笔者考证如下：刘良佐，其姓名刘应时，字良佐，号颐庵居士,慈溪(今浙江宁波市辖慈溪)人，也有称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其意相同，1162年前后在世，南宋诗人。

刘良佐（注：为习惯仍称刘良佐，而非刘应时）生平事迹不详，文献多谓其隐居不仕。不过，通过他写的诗歌，可知其轮廓。他曾在《山居三首》（其一）中写道:“行年当耳顺,涉世尚心劳。倦矣归三径,皤然愧二毛。”（《颐庵居士集》卷一）知他约六十岁时方才归隐。又有《县庠直舍》诗（同上卷二），则至少做过县学教官，只是“品位无丞职”（《耳聋》,同上卷一），盖沉迹下僚，仕不得意。

（宋）刘应时（字良佐）《颐庵居士集》

刘氏之名不在于官，而在于诗。他著有《颐庵居士集》二卷，共收102首诗歌。该宋本久已失传，今以明嘉靖四年（1525）刻本为古，今唯国家图书馆藏一部，几成孤帙。刘氏之诗，陆游（1125—1210）、杨万里（号诚斋，1127—1206）等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深赏之。如：庆元六年（1200）四月，陆游作《颐庵居士集序》曰：“文章之妙在有自得处，而诗其尤者也。舍此一法，虽穷工极思，直可欺不知者，有识者一观，百败并出矣。四明刘良佐先生尽力于诗，惟石湖范至能独深赏之，每为客言，客未必领也。予曩时数游四明独不识良佐近乃见其诗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又如，嘉泰元年（1201），杨万里作《颐庵诗集序》，亦曰：“今四明刘叔向寄其父颐庵居土之诗稿，命予为之叙。放翁陆务观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从中知道，刘良佐应该是陆游、杨万里的前辈，或者说年龄大于陆、杨两人。《宋诗纪事  3》收录有其诗歌《旅舍》《早行》《曹直夫水石短轴》《雪夜》四首。

刘良佐家族在宋代是有名的文人，其父刘继宽学本乎周敦颐、张载，其崇正儒学之功可比唐代韩愈；刘良佐（应时）工于诗、精《选》体、品性超然；其子刘叔向则精大、小二戴《礼》，遂开刘氏家学。父祖三人，一脉相延，其家学渊源与生长环境于此概见。

刘良佐在历史上一直迷雾缭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姓名有关，刘良佐的”良佐“是他的字，刘应时的”应时“才是他的名。由于图中落款为“上饶刘良佐”，因此查询刘良佐，几乎是查不到什么资料的，而必须查刘应时这个姓名，相关史料就较多了。二是与他的号“颐庵居士”有关，因为从宋代起它就有“顺”乃“颐”之误。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16:“诚斋（杨万时）序顺庵刘良佐诗稿”，这种说法在学界一直延用至今。实际上，应该是“诚斋序颐庵刘良佐诗稿”。因为刘良佐号“颐庵居士”，而非“顺庵居士”。实际上，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刘良佐的著作名称是《颐庵居士集》，而非《顺庵居士集》。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一本《顺庵居士集》的书籍。

至于此题跋落款“上饶刘良佐”，为什么不称“四明刘良佐”“慈溪刘良佐”？笔者赞同故宫博物院郭怀宇在其文《内含与时代——《木石图》中的苏轼、米芾与刘良佐辨析》的观点：此类情况极为常见，比如明代唐寅有“晋昌唐寅”和“吴门唐寅”的落款，这难道是两个人吗？唐寅还有“鲁国唐生”的印章，难道又有一个唐寅?这个“上饶”也许是刘良佐的祖籍或其他意思什么的，只是现已不可考了。

刘良佐（刘应时）有一印，钤于题跋“家林有”三字的左侧位置，为白文方印。

另外，题跋还涉及一个叫冯尊师的人。

冯尊师，尊师是对道士的敬称，所以只知道姓冯，无其余史实。

从刘良佐题跋可知，冯尊师（道士）是此画的收藏者。

此图为东坡画赠冯尊师还是冯尊师得自于其他途径，尚不得而知。笔者认为画赠的可能性较大。苏轼一生修炼道教内丹养生方术，且常与道士们交往，据张振谦《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统计，他交往并有文字记录（含写诗）的道士就有38人之多，且当时道士为求道观显名，经常向著名文人求赠诗作，等等。那么，是怎么求来的哩？苏轼数次过润州，孙道士有这个机会求画。当然，孙道士应该是当时润州著名的道士。

一些书籍称此画系苏轼为刘良佐所作。错误。实际刘良佐只是应冯尊师之邀观看了此画，写了一段话和一首诗罢了。

（南宋）米芾题跋

2、米芾

米芾题跋如下：

芾次韵。

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

米芾诗表达的是自己漂泊一生，幸有诗书相伴，但又未能回归故乡的意思。

米芾（1051-1107或1108）,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世居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迁居襄阳（今属湖北），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世称米襄阳、米南宫或米颠。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博士、知无为军、书画学博士等。他是北宋最杰出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之一,书法方面，他是“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一；绘画方面，他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传世作品有《蜀素帖》《草书四帖》《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等。

由于米芾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且他与苏轼是同时代的人。据《苏轼全集》载，苏轼寄米芾的信札有28通之多，可见两人相交之深。因此，他的题跋是学界认定《枯木怪石图》是苏轼真迹的重要证据。

依曹宝麟语：此题跋应是元祐六年（1091）年末冯尊师携此画至京师，嘱米芾跋尾。

那么，一个道士怎么可能见到大名鼎鼎的米芾哩？原因应该是他们均是同一地人——润州人。

注：此卷上，米芾无印。画心上有钤印“文武师胄芾章”，此并非米芾之印，而是元代杨遵之印。

（二）印章

王厚之印（鉴藏印）8种12枚，分别如下：“王厚之印”（2）、“复斋之印”（2）、“复斋”（2）、“王氏复斋家藏……尚友千古”（2）、“复斋珍玩”、“临川王厚之伯顺父印”、“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今石刻永宝”、“顺伯”。

钤于刘良佐跋和《芾次韵》接缝处的（南宋）王厚之印

“临川王厚之顺伯父印““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

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宋绍兴府诸暨（今属淅江）人，祖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王安石弟弟王安礼四世孙。乾道二年（1166）进士，曾任秘书郎兼权仓部郎官、淮南路转运判官、两浙路转运判官等官至江东提刑，以直宝文阁致仕。他是南宋著名金石学家、理学家和藏书家，著有《复斋金石录》《复斋印谱》《钟鼎款识》等。曾收藏黄庭坚《砥柱铭》手卷（曾为日本有邻馆藏）。宋时王厚之藏《兰亭序》拓本达百种以上，是当时六位收藏百种以上的收藏家之一，其中最多达800种以上者为权臣贾似道。《兰亭序》的收藏是当时文人的一种嗜好。

从题跋、印章可知此卷在北宋、南宋递传经过非常简单：此卷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北宋的冯尊师（由于他是道士，可能是向苏轼讨来的画，而如果是得自于其他途径，他或是第二个收藏者了，现已无法考证），并请了刘良佐、米芾俩人题跋。至南宋，流传到王厚之之手。

（元）俞希鲁题跋

二、元代

（一）题跋

俞希鲁题跋如下：

余读庾子山《枯树赋》，爱其造语奇绝，思得好手想像而图之，卒不可遇。今观坡翁此画，连蜷偃蹇，真有若鱼龙起伏之势。盖此老胸中磊砢，落笔便自不凡。子山之赋，宛在吾目中矣。上饶刘公、襄阳米公二诗亦清儁，而米书尤遒媚可法，皆书画中奇品也。宗道（即杨遵）鉴赏之余，书以相示，因以识别余之喜云。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俞希鲁。

俞希鲁（1278—1368），字用中，元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幼聪敏。学业淹贯,曾任史馆编修、衢州路江山县尹、松江路同知。是镇江名士，著名的元《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出自其手。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明代画家王仲玉（1368—1398）所绘《陶渊明像》上方有俞希鲁隶书《归去来辞》全文，书法浑厚古朴。他与元代著名书画家郭畀（1280一1335，今江苏镇江人）有通家之好，曾为郭畀文集写序。他还为杨遵所撰《杨氏集古印谱》写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拓李秀碑》全文孤本有俞希鲁的跋文。从这些可知，俞希鲁是当时著名的学人、书法家。

俞希鲁印（斋号印）1种3枚，“适量斋”（3），朱文印，一枚盖在卷后俞希鲁题跋之后，一枚骑缝盖在前隔水与画心上，另一枚盖在后隔水上。

（二）印章

杨遵印（鉴藏印）9种11枚，分别是：杨遵之印（2）、长宜子孙、宗道画印、杨宗道（2）、海岳闇主、杨遵私印、浦城杨文公字宗道斋图书印、文武师冑芾章、清白传家。

元末明初杨遵鉴藏印“蒲城杨文公家宗道斋图书印”

“文武师胄芾章”，前者位置在《芾次韵》纸

最后一枚，后者位置是画心右侧第三印。

杨遵（生卒不详，活动于元末明初），字宗道，号怀玉山人，别署海岳闇主等。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久居钱塘（今杭州市），明初以荐起，洪武初官至镇江知府。能书法，篆、隶皆师元代文学家、理学家的杜本（杜待制）。杜本不仅是一位“淹贯古今，多藏古图画、器物、名帖”的士大夫，而且也是一位工楷隶的书法家。因此，杨遵是有师承的鉴藏家和书法家。他所著《杨氏集古印谱》收集汉印731方，较之以前的所有集古印谱，在汉印方面的搜集，都更为详备，可惜今已失传。传世书法有行草书临《张芝二王贴》卷（北京市文物公司）。

在这里，还必须要提到杨遵的父亲杨载。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杨载少孤，博涉群书。因赵孟頫赏识，年四十，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授承务郎、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官至儒林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杨载诗文兼工，尤以诗著名，与虞集、范楟、揭傒斯同为“元诗四大家”。与黄公望等是好友。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孟頫《临黄庭经》卷后有杨载的一段题跋。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拖尾有杨载题跋。

鉴于杨遵其父杨载“元诗四大家”的地位，而杨遵最大官职仅为镇江知府，如果从地位上讲，《枯木怪石图》为杨载获得的可能性应该比杨遵大得多，因此《枯木怪石图》也可能是杨载留给其子的遗产，当然，作为鉴藏家和书法家，杨遵也可能通过自己渠道获得。

从题跋、印鉴和相关史料，可知此画卷到了元代，流转至杨载（可能），杨载再传给其子杨遵。杨遵请其好友俞希鲁为画卷题跋。杨遵与俞希鲁系同一时代人，杨遵所著《杨氏集古印谱》就有俞希鲁所作的序题。

（明）郭淐题跋

三、明代

（一）题跋

郭淐题跋：

苏长公枯木竹石米元章书,二贤名迹,珠联璧映,洵可宝也 ! 玄览楼万历甲寅端阳又二日识。

郭淐（1563—1622）,字原仲，河南新乡人，万历乙未进士，历任国史院编修、江西主考、翰林院侍讲、南京詹事府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卒赠荣禄大夫、礼部尚书，谥忠节。其性格端正谨严，出语惊人，人称中州第一秀才。

郭淐印（鉴藏印）2枚2种：郭淐之印、原中（仲）氏

（明）沐璘鉴藏印“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

（盖于卷首起始处）、“继轩”、“沐璘廷章”

（二）印章

1、沐璘

沐璘鉴藏印3种9枚，分别是朱文印“继轩”（4）、白文印“沐璘廷章”（4）和白文印“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

沐璘（1429—1458），武官、诗人、艺术家、收藏家，字廷章，明初功臣元璋义子西平侯沐英（1344—1392）的曾孙。曾任云南都指挥佥事，右军都督同知，充总兵官，镇守云南。又升为右军都督，特进荣禄大夫。精于词章，善隶籀、草书，也能画山水。富收藏，曾收藏夏珪《溪山清远图卷》、贯云石《行书中舟帖》（上海博物馆藏）等。

（明）李廷相印“双桧堂鉴定真迹”

2、李廷相

李廷相印（鉴藏印）2枚2种，“双桧斋鉴定真迹” 、“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

李廷相（1485—1544），字梦弼，号松风洞主，河南濮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南京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嘉靖十七年（1538）再升为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加太子宾客。世传李廷相是宋朝文状元李迪的后人。与父亲李墩（官御史）同朝为官，人皆以为荣。李廷相素爱藏书刻书，建有藏书楼“双桧堂”，是明代中叶著名的藏书家，编撰有《李蒲汀家藏书目》两卷。他还善书，辽宁博物院藏《萧翼赚兰亭图卷》之后有其草书题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冯承素摹《兰亭》有其行楷书体题跋。

从以上可知，明代应该至少流转三人之手，首先是沐璘藏，之后流转到李廷相，再后又传到某人，某人请郭淐题跋，为什么还有某人哩？因为按年代推算，沐璘、李廷相去世时，郭淐还没出生，他不可能给沐璘、李廷相两人所藏画题跋。因此，李廷相之后，肯定另有其人。而此画应该不是郭淐所藏，否则他题跋落款处不会用“识”字。“识”字在此处，应该有观看、鉴定之意。

四、清代

无题跋，也无印章。

整个清代，湮没无闻，收藏情况不明，或许是藏家秘而不宣，因为如苏东坡如此名人之画迹，一旦为人所知，便必然会征入皇宫内府。

五、现代至今（包括疑问与推测）

这一时期，无题跋也无印章，但留有一些史料。其中，最重要和权威的史料可能源自张珩。1960年，现代著名文物鉴赏家、曾任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的张珩（1915—1963）这样记述:“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据此可知，一、此画在民国初由方雨楼从山东济宁购入，后被白坚所得，再后白坚去日本，将此画卖给了阿部房次郎；二、当年，张珩曾经亲眼见过此画，并曾想以九千金购买。至当代，2018年来自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馆的此画经佳士德拍卖公司在香港拍出。

现依次介绍如下。

（一）济宁某人

张珩称“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今已无法考证济宁的什么人将《枯木怪石图》售给方雨楼的，也不知当时交易价格多少。不过，可以肯定出售此卷的济宁人一定有非凡甚至神秘的经历，否则，如此名贵的画卷不会落入此人手里。

（二）方雨楼

方雨楼就是将苏轼《枯木怪石图》从济宁某人买下，然后又转手卖给白坚的收藏家。

据《“方雨楼”泉拓序》，原文如下：“（方）雨楼原名天仰，祖籍歙，移籍涿县，定居北平。是金石书画鉴赏家，富收藏，五十年代初期卒于北京，余不得其详也。”

经笔者考证，方雨楼生平事迹简略如下：方雨楼（天仰），生卒年不详。北京古董商人，碑帖、古籍、古钱币收藏家。郭忠恕《岳阳楼》、黄庭坚《草书饮中八仙歌》等法书名画都曾是方雨楼的旧藏。今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朱耷的《猫食葡萄》轴就有方雨楼鉴藏印“雨楼眼福”。

《黄宾虹文集 金石编》

方雨楼是一个有很高的学问的古董商。黄宾虹1944年81岁曾撰写《方雨楼辑古印谱叙》《方雨楼辑古官印序》，就是为方雨楼的印学著作写的序（其书由方雨楼侄儿方子才辑录）。他是徐悲鸿1946年至1948年间聘请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8位兼职教授之一，另外7人是黄宾虹、朱光潜、丁云樵、蒋兆和、孙昌煌、田寄生、周怀民，均大名鼎鼎。聘请的原因是徐悲鸿发现方雨楼既能鉴别画的真赝，又能作整套的说明分析。

方雨楼大约于1952年去世。

特别解释：方雨楼是一个人，而非一个店名。白坚是从他手头买下的《枯木怪石图》，而不是象一些书籍中说的白坚是从北京一家叫作“风雨楼”古玩店买下的，譬如“（北京）琉璃厂的风雨楼古画店”，“北京风雨楼古玩店”。这可能是因为作者自我猜测而没有严格考证想当然引起的错误。

（三）白坚

白坚就是将苏轼《枯木怪石图》从方雨楼手里买下来，然后再转手卖给日本阿部房次郎的收藏家。

白坚（1883—?），字坚甫，别号石居，四川西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曾任北洋政府及伪临时政府文职。沦陷时期曾在北京的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课，并组织诗社、收藏金石书画等。白坚因留日背景和中日间的人脉关系，常往来中日两国之间。在1926年至1937年年底之间的十年时间，白坚主要从事以书画为中心的收集、鉴赏和转售活动，且售卖对象往往是日本人。他曾直接促成了1936年日本人羽田亨买下原甘肃布政使李盛铎藏（实为盗）全部敦煌卷子432件。颜真卿手书《告身帖》、《唐写本说文残卷》（区区六页，却是稀世之宝，目前世界上现存《说文解字》的最古老版本），等，就是他充当文物掮客卖给日本人的。

四川南充有关白坚的介绍

白坚著有《读汉魏石经记》《石居获古录》（民国26年上海图书馆学校出版）等，可见他并非一个不学无术之人。

关于的身份和姓名，介绍最多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如：韩丛耀主编《中华图像文华史 宋代卷 下》、游庆桥《中国绘画故事》、齐建秋《中国书画投资指南》，等），这里有两个都错了，即职务错误，姓名也错误。

职务问题。根据刘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张根全《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增补本》及日本桥川时雄1940年编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48页“白坚”条）载：白坚曾任“国务院”书记官，段执政府秘书厅编译主任，民国27年“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换句话讲，他从来没有当过吴佩孚的秘书长这样的高官。

姓名问题。白坚字坚甫，别号石居。也就是说，他的姓名从来不是“白坚夫”。

另外，一些书籍称白坚之所以将《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太太是日本人。恐怕此说不实。笔者查询多种史料，均未发现此说来源何处，也没有他有日本太太的记载。笔者认为，白坚之所以将中国古物卖给日本人，一是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有资源人脉，二是日本人出的价钱高，而不是他有个日本太太。

1949年以后，白氏改名白隆平，曾在四川生活过，以私下出售旧藏书画谋生，所以才有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邓拓从白氏手中购藏《潇湘竹石图》卷（今藏中国美术馆）之事，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阿部房次郎

（四）阿部房次郎

阿部房次郎即前面张珩所述的“阿部氏”。

阿部房次郎（1868—1937），字笙洲，大阪实业家，日本关西纺织业巨头，1932年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后任日本纺织协会会长。阿部好古成癖，精鉴赏，收藏中国历代名画甚富,，包括北宋易元吉《聚猿图》，明代仇英的《九成宫图》等精品。1943年，阿部房次郎六年后，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包括传为唐代王维绘《伏生授经图》、李成和王晓合作创作的《读碑窠石图》、（传）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等书画名迹在内的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名“阿部藏品”，成为该馆早期的支柱馆藏。该馆出版有《阿部收藏中国绘画目录》。

阿部房次郎大概是在1937年前，以一万金的价格从白坚夫手里买下《枯木怪石图》的。

（四）爽籁馆

据拍卖公司载，香港拍卖的《枯木怪石图》出自日本阿部房次爽籁馆。

爽籁馆是阿部房次郎的斋名。该馆出版有《爽籁馆欣赏》（六册，上下两集，博文堂1930年、1939年）等书籍，专门介绍爽籁馆的藏品。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据徐邦达称：阿部房次郎死后，其生前藏品均捐赠（一说寄赠）给大坂市立美术馆（见大阪市立美术馆1954年8月《阿部房次郎寄赠中国绘画目录》），但独少此卷，不知何故。意思就是说，阿部方次郎死所有的藏品在其去世后均捐给了日本大坂美术馆，但这些藏品中并没有《枯木怪石图》。然而，据《中国美术报》等报道，此卷确系出自日本爽籁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情哩？笔者推测：阿部方次郎死后，其后人捐给日本大坂美术馆的并不是阿部房次郎的全部藏品，而应该只是部分藏品或大部分藏品，阿部的后人保留了一部分最珍贵的藏品并没有捐赠出去，其中包括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此推测最重要的依据是张珩1960年出版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此书收录了此卷的相关信息，并明确此卷藏于爽籁馆。这可能是此卷突然出现在香港拍卖会的原因。

（五）最新藏家

2018年11月26日，在香港佳士德拍卖会中，《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币（约4.1亿人民币，加佣金价）成交售出。其新藏家，按拍卖规则是不予公开的。因此，对其藏家身份无从知晓。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知道现代至今有以下6人（机构）曾藏此卷，他们：济宁某人、方雨楼、白坚、阿部房次郎、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新藏家。

结论：

我们将宋代、元代、明代、近现代递传历史汇集一起，基本勾勒出《枯木怪石图》在900余年的时间内收藏人数达13人（机构），其中：宋代2人（冯尊师、王厚之），元代2人（杨载<可能>、杨遵），明代3人（沐璘、李廷相、某人）、现代到今6人：济宁某人、方雨楼、白坚、阿部房次郎、爽籁馆（不知今日主人是阿部房次郎哪一位后人）、新藏家（私人或机构）。

笔者认为目前这种庋藏递传的历史非常初略，很不完整。譬如，清代200多年，一点史料都没有，就直接在民国到了济宁某人手中，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中间，肯定会有递传者，而且这种传递的经历可能会非常传奇和惊心动魄。这些都是需要今后深入挖掘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描述《黄州寒食贴》的庋藏递传历史，美术界、历史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六、《枯木怪石图》是否真品之争

关于《枯木怪石图》真假的讨论在近一两年来才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特别是在2018年此图在香港拍卖出天价之后。以部分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为例。

（一）真品

鉴定为真品的大多是书画鉴定前辈大家。

徐邦达（1911.—2012）：“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书画纸接缝处，有南宋王厚之顺伯钤印。苏画传世真迹，仅见此一件。”（《徐邦达集》卷八）

傅熹年：“五代两宋诸大家大都可以找到标准的代表作，如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等。”（傅熹年《浅谈做书画鉴定工作的体会》）

张珩：“此画乃现存文人画之祖，命为东坡真迹，当无间然。”（《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另外，网络还有谈晟广《观看与信念：<枯木怪石图>是苏轼真迹吗？》，等。

（二）怀疑

怀疑不是真品的大多是近年来的学者。

熊言安：“南宋王厚之两枚鉴藏印以及明初沐氏”黔宁王子孙永保之“印章存在”硬伤“；米芾未到称”翁“之年，而刘良佐以”海岳翁“称之，不合称谓礼制；米芾和苏轼相互推许，其为苏轼木石图题跋,却不提及其人其画，有违常情；米芾诗跋与其同期书法水平和风格不类，且题署格式不合宋人规范。”（《苏轼<枯木竹石图>卷中的鉴藏印和米芾题跋献疑》）“《木石图》中俞希鲁题跋与他留存的其他书法，迥然有别。”（《苏轼《<木石图>卷本幅及刘良佐、俞希鲁题跋考辨》）

其他怀疑观点见于网络的还有：贺宏亮《关于米芾“苏轼<枯木怪石图>诗题”的一些疑问》、顾春言《难掩失望——读“苏轼<枯木怪石图>》”札记》、文道《管中窥豹——从几方印鉴看<木石图>中隐藏的真伪问题》，等等。

如果没有铁证出现，相信这种争论将来会继续下去。

本文不尽之事，欢迎探讨。

注：本文载于西华大学《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四川美术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作者简介

唐林，美术史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省市非遗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个人独著《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共320万字）等。曾获《儿童文学》翻译奖、巴蜀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