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7年5月从四川遂宁市文化局工作调动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先是在四川省人才与智力开发研究所（今管理学研究所）工作，2001年调整至研究生部（今研究生学院），先后担任学位办公室主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其间：曾任院申博办、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办公室负责人。现在聘任为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还兼任四川省文化与旅游厅和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非遗专家、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迄今为止，我发表出版过大约六、七百万字的作品，但影响相对较大的有两部（篇），一是翻译短篇小说《为我唱首歌吧》（合译，我是第一译者，第二译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二级教授文军），二是三卷本的《四川美术史》。

为什么这么讲哩？

《为我唱首歌吧》，翻译短篇小说，仅3000字，发表于1984年的《儿童文学》杂志，当时，我从四川达县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毕业才四年，年仅25岁，在川东的四川达县市高级中学教书。这篇文章发表后即获1984年度的《儿童文学》翻译奖。这在当年，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应该算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了，因为此刊物翻译奖殊为难得，上一年度的翻译奖获得者是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当然，我说此文影响较大，主要还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此文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阅读教材（至今每年还给我300元的稿酬），二是此文选入了近40种书籍，如《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精选》《儿童文学教程》《20世纪儿童文学名著鉴赏大典》等，甚至有一部书直接就以此文标题作为书名（方卫平，等），还上过《读者文摘》的头条。

至于《四川美术史》，这就需要说详细点了。

《四川美术史》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巴蜀书社出版，上中下三册（2015年、2018年、2020年分别出版），合计版面字数320万字。我想，本书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同行评价较高。该书被誉为“开创之作，学术领先”（历史学家段渝），“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四川漫长而悠久的美术发展”（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区域地方美术史研究立一标杆”（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对四川籍艺术家的研究已经达到最全面深入的境地”（长江学者、历史学家宁强）等，不仅填补了四川美术史的空白，也是迄今中国地方美术史中篇幅最长的著述。

二是市场反映较好。该书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众多大学和各级图书馆馆藏；书籍进入文轩、京东等实体书店和线上进行销售。

三是媒体较为重视。《四川日报》以差不多三个整版分别刊发了上册、中册、下册出版后对笔者的采访文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全国性报刊发表了一些推荐评论文章。《成都日报》除了刊登整版采访文章外，还以我的姓名在副刊开设了《唐林说艺》专栏，由我介绍巴蜀美术名篇。

那么，《四川美术史》之所以能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想，最最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领导重视

写作《四川美术史》时机大概起始于2012年，当时，我院在时任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的提议和侯水平院长的支持下，准备做一套《四川美术丛书》，当时拟写了大约十个左右的书名。我是偶然知道此事的。由于从小对美术的热爱与向往（更多是对写作的热爱），我主动向领导申请将其中的《四川美术史》的写作由我来承担。老实讲，当时我对院里能否交给我这个项目，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按照常规，院里不太可能将此书交给我一个非科研人员来承担的。

幸运的是，院里最后将此项目交给了我。

关于此事的经过，当时的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侯水平研究员这样回忆：

《四川美术史》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当初该书立项时，我担任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对请唐林承担这样的重大项目，一些人不大理解。这也难怪，唐林到社科院以后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并非专职科研人员。但基于我对他的过去经历、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的了解，相信他能完成这一项目。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前出版过不少书籍。特别是院里组织申报博士点，唐林负责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需要填写的表格很多，几乎涉及到院里各个学科，工作量非常大。唐林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吃苦精神。从我多年组织科研工作的体会看，一个项目的完成，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水平，更需要研究者全力以赴地投入。而这些，唐林都是具备的，相信只要他能够专心一致，沉下心来，是具备完成《四川美术史》的实力和能力的。所以，最后院学术委员会决定将这个科研项目交给他来做。（略，详见《唐林“四川美术史”对治学的启示》，《文史杂志》2020年第5期）

院里正式立了项，就这样，我走上了写作《四川美术史》的道路。

顺便补充一句，当年拟定的《四川美术丛书》的其他十几种书籍因各种原因最后均夭折了，《四川美术史》是唯一幸存的一套书。

二、前人的成果

《四川美术史》的写作，肯定需要读大量的书，或者说需要读一些必需的参考书籍。我主要阅读的是《中国美术史》（11册）、《中国书法史》（7册）、《四川文物志》（4册）、《四川通史》（7册）、《成都通史》（7册）、《重庆通史》（2册），等等。可以说,这些书是写作《四川美术史》参考的最最基础的书籍。

这一点上，我应该说自己幸运，许多学者在本书涉及的各个专门领域中长期辛勤耕耘，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撰写本书的珍贵资源。这些学者除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李学勤、卫聚贤、童恩正、蒙默等院外学者之外，也包括我院的学者段渝、谭继和、贾大泉、陈世松、李敬洵、吴康零、胡文和、刘长久等研究员。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基础，是他们的著述让我在几千年的历史的迷雾中找到了写作《四川美术史》的脉络和线索，提炼出四川美术历史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作品、主要活动，避免了“硬伤”的出现。这对于四川美术史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

由于我没有专门研习艺术学、美术学、历史学的经历，我写《四川美术史》可以说是无门无派。如果说真归属什么门派的话，我想以上诸位老师的著述就是我的门派。站在他们坚实知识的肩头上，让我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深入。

三、自我努力

笔者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也非专业的科研人员，更没有高职称等背景（从1996年我评为副编审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管理岗位，也没继续评职称），而且从做学问的角度讲，我的基础也较差。因此写作《四川美术史》，我遵循的原则是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下常人不能下的力气。

在写作《四川美术史》上册时，我几乎是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差不多是全院第一个到办公室上班，每天除开必要的公务、吃饭和打盹，很多时侯是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写到晚上八点（这一点，与我同层办公的研究生学院同事和一些科研人员可以作证）。有朋友称我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也算是基本属实。

现在想来，我当初承担写作《四川美术史》实在是一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事情。美术史是划分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五个门类，《四川美术史》也是按照这五个门类进行划分的，而这五个门类的任何一个门类，如果写得稍微详细一些，那都将是厚厚的几本书也难以容纳的。

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我唯有“亡命”“拼命”，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机会。这是我热爱的写作，并非职业。

现在，我有时看到这三本厚厚的书，还心生惊异：我过去几年是怎么把它们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呀？

结语

时代的一缕光线，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片暖阳。

感谢院里将此书列为院大科研项目，并交给我来完成，这是我的一生的幸运。一个人的一生非常有限，一生中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十分满足。

感谢侯水平研究员、向宝云研究员、李明泉研究员、郑泰安研究员等诸位领导学者，特别是侯水平研究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关注、支持、帮助，本书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并出版的。

最后，我要说，从36年前3000余字的翻译小文《《为我唱首歌吧》》到今天的320万字（版面字数）的学术著作《四川美术史》三册，这主要是我背后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这个大平台。如果没有社科院这个大平台，一切皆不可能。

本文原载《百花忆旧》（四川美术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唐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