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养蚕、治丝、织锦的中心之一，而在四川的丝织品中留存最多也最为著名的是蜀锦。锦是以彩色丝线用平纹或斜纹的多重或多层复杂组织织成各种花纹的精美丝织品，是所有丝织品中织造技术最高、最华丽、最名贵的品种。“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人价如金，故惟尊者得服之”（《释名·释彩帛》）。关于锦的记载，早见于《诗经》、《左传》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4000多年前的蜀国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而帛即为最初的锦。秦灭亡蜀后，“南立锦官”（《读史方舆纪要》卷67引），说的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伐蜀，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统一管理织锦业[①]，这表明蜀地已有相当规模的织锦业。蜀郡盛产的美锦以其图案的生动、织纹的精致、色彩的艳丽而别具一格，被人们誉为“蜀锦”。蜀锦是“四川成都织造的花锦”（沈从文：《蜀中锦》）。此后蜀锦成为蜀地（包括蜀郡、蜀州、绵州等地）生产的一切锦类的总称。

蜀锦，古称锦缎，这种锦缎到六朝时才传至江南（包括湖南、湖北），非中原古代所有，是古代四川的特产[②]。蜀锦的起源大致在商代中期，成熟于商末周初[③]。蜀锦是四川丝绸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蜀锦是我国古代传统纺织工艺中技术成就较高，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提花工艺，以其精美而生动的图案、艳丽而经久不褪的色彩、坚韧的质地，以及精湛的手工技艺记载着历史、传承着文化。蜀锦具有古老的民族传统风格、浓郁的四川地方特色、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后起的云锦、宋锦和民族织锦[④]。

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幅织机图的出土，从考古发现上证明四川从秦汉以来历来是我国古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全国丝织中心。

中国四大名锦中只有蜀锦历史最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蜀锦已成为重要的贸易品，并由此开辟了一条由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中亚的国际文化交流通道，即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⑤]。四川输往外国的产品中，数量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丝织品，而其中尤以蜀锦为第一[⑥]，它不仅代表着古代四川丝绸文化的繁盛，也对后来丝绸织锦业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需要说明是，在实物考古中，四川墓葬内发现过零星丝织物痕迹，如德阳三星堆器，但宋代以前完整的蜀锦迄今尚未发现，这与四川的环境潮湿遗物易腐、不易保存有关[⑦]。

本文所述之蜀锦与丝绸之路的年代原则上限于先秦至唐末这一历史时期。

一、蜀锦是“中国织锦之母”

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是四川成都蜀锦、江苏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和广西壮锦。为什么说蜀锦是中国的织锦之母？主要有基于以下五点，一是产生的时间，二是定名的时间，三是织锦机具制造的时间，四规模化生产，五是织造工艺。

（一）蜀锦产生的时间最早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4000多年前的蜀国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而帛即为最初的锦。而苏州宋锦源于宋代，广西壮锦也源于宋代，当时叫广西锦，是四川成都锦院所织（费著《蜀锦谱》），南京云锦则要更晚一些，始于南宋时期。蜀锦产生的时间比其它三大名锦要早3000余年。

（二）蜀锦定名的时间最早

“蜀锦”名称产生于公元前316年之前，“云锦”一词在六朝时期（222–589年）出现[⑧]，“宋锦”这一称呼的出现明代（《天水冰山录》）[⑨]。“壮锦”之名出现也是在明代（魏睿《西事洱》[⑩]。蜀锦定名的时间要比第二名的云锦起码要早538年。

（三）蜀锦织锦机具的制造时间最早

蜀锦机具在西汉已经开始制造，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发现西汉提花机4台模型就是证明。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而生产宋锦、云锦的花楼织机在唐代才产生。至于壮锦的生产机具——“小木机”产生的时间更晚，在清代才开始广泛应用[11]。蜀锦西汉（公元前202年—8年12月）织锦机制造时间比产宋锦、云锦的唐代（618年—907年）花楼织机要早600多年。

（四）蜀锦的规模化生产最早

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4台西汉提花机，还在在织机模型周围还发现15 件彩绘木俑 ，最绝妙的是，在每个木俑的左胸上还写有不同的铭文来区别织工的不同司职。这表明当时蜀锦的生产已经规模化，从它们的姿态上就能想象出早在汉代四川纺织工厂的盛景[12]。通过机具产生的时间推算，蜀锦规模化生产的时间也要比第二名的宋锦、云锦早600多年。

（五）中国名锦的织造工艺大多源于蜀锦

从织造工艺上看，北宋绫锦院中最初的工匠都是来自四川，乾德四年(966年)，以平蜀所得锦工二百人置内绫院。有专家根据《宋史》、《宋会要辑稿》、《蜀锦谱》《佩楚轩客谈》的记载，将产于北宋初年两京、真定、青州一带的宋锦与汇总的《蜀锦名及花样》一表[13]中的蜀锦进行了比较，得出结果是北宋时期两京、真定、青州所产的“宋锦”花样与蜀锦花样基本相同[14]。因此，北宋时期苏州宋锦的织造工艺与蜀锦相同。也就是说，苏州宋锦织造工艺源于蜀锦织造工艺。南京云锦由于起源时间更晚，是在吸收蜀锦、宋锦、缂丝等中国古代织造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壮锦在宋代本身就叫广西锦，系成都锦院所织（费著《蜀锦谱》），不用说，其织造工艺更是源于蜀锦了。

老子《道德经》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意思是：“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其中“无名”是指无形，“有名”是指有形，“母”是母体，根源的意思。根据以上五种论证，蜀锦是其它三大名锦的根源，即母体，因此，称蜀锦是“中国织锦之母”应该没有疑义。

二、蜀锦在中国和四川历史上的地位

（一）蜀锦在南北朝至唐初长达600余年里具有唯一性的特殊地位

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初长达600余年的时间里，蜀锦在中国占有独一无二的、甚至是唯一的重要地位。这是由于中原地区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生产尚未恢复，又复陷于分裂，战乱的局面延续了两个半世纪以上。成都地区虽非世外桃园，但当时争夺蜀、益的战争多发生在剑北、巴东(今陕西甘肃南部及川东地区)，成都地区波及不大。因此蜀锦生产得以继续发展，成都地区成为全国唯一的织锦产地。由于隋的统一时间比西晋还短，所以这种局面至少一直延续到唐初。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成都地区[15]。换一句话说，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或发现的这一时期制造的中国的锦，都是蜀锦。

（二）蜀锦在四川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贸易地位

1、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蜀锦有着“决敌之资”的战略地位。三国时诸葛治蜀，奖励耕织发展蚕桑，以备军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文集》卷二《教》），即决敌之资，全赖蜀锦，将蜀锦生产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质的高度。诸葛亮不仅允许官办、商办和个体家庭手工业等不同经济体从事蜀锦生产，他自己还种试验田，“孔明家产，桑树八百株”（《三国志本传》），又设置锦宫，专门组织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拔（《太平御览》卷815引《诸葛亮集》），在他的带动下，“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杆相和”（左思《蜀都赋》），蜀锦从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隋书》卷29《地理上》）。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蜀汉政权政治统治的进一步稳固，且为诸葛亮南征、北伐等长期战争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两汉时期，蜀锦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当时朝廷赏赐百官贵戚，动辄千匹，《史记》、《汉书》等多有记载，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蜀地。

2、重要的经济地位

蜀锦是当时蜀汉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和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蜀汉之世，蜀锦蜀绣不仅畅销西南，还远销中国的北方和东南。魏文帝曹丕有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16]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锦绣织品，可见其蜀锦在当时影响之大，已经影响到一国的经济了。”刘禅降魏时(公元263年)送士民簿，其中开列了“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魏晋南北朝时期，蜀锦的地位在全国更加特殊。朱启铃《丝绣笔记》记载:“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其时，四川是全国唯一的织锦产地，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初。[17]唐代，蜀锦与“齐纹”、“楚练”齐名，当时全国产绢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于巴蜀地区[18]。

3、重要的对外贸易地位

蜀锦是蜀汉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在对外贸易中，蜀锦占有很大比例，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后汉书》卷82《左慈传》）。魏、吴两国所需之锦也输自蜀国，魏帝曹丕赞叹不已，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中广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丹阳记》），也就是说，地处长江上游蜀国的大批蜀锦是由长江运抵吴国的。公元222年蜀汉政权一次就送给吴主孙权“重锦千端”（一端一丈八尺）。南朝刘宋时期，丹阳郡守山谦之曾从蜀地引进织锦的“百工”，在宛城建立“斗场锦署”，从此蜀锦技术传播到江南。南北朝时期江南丝织还处在发展阶段，所有织锦多来自蜀地。[19]隋代，交流更是频繁。远在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商贾“莫不皆取于蜀”（《新唐书·陈子昂传》），远在南海的安南“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钦州博易地》）。

三、蜀锦与丝绸之路   

（一）先秦时期的蜀锦与丝绸之路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早在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之前，蜀锦就开始传播于北方丝绸之路。

1982年，湖北荆州市江陵县马山砖厂一号墓发现大批战国丝织物，其中包括织锦。[20]湖南长沙曾发现过战国织锦，[21]有专家经充分论证，认为这些战国织锦均为四川所产。湖北荆州市江陵县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一种舞人动物纹锦，三色织成，纹样单位有七种八组交错排列，连续的波状三角形骨架，排列着对称的舞姿翩翩的人物、长尾曳地的峨冠凤鸟，以及姿态各异的龙纹、麒麟，加之深红、深黄、棕三种温暖的色调，显得意趣盎然，构成一幅欢快明朗的画面，它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一种锦，需要复杂的提花装置和熟练的技艺才能织成，无论织造技术还是色彩图案，都堪称战国时期织锦的典范。湖南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在深色底上织出各种花纹的锦，其中一块锦的边上用墨书写了“女王氏”3字，并盖有朱印。

（二）秦汉时期的蜀锦与丝绸之路

秦灭巴蜀之后，成都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随着中国丝织业重心的南移，三国时期成都的蜀锦已经享誉全国。两汉时期，蜀锦行销全国各地，与外国商品交换或至万匹，《史记》、《汉书》等多有记载，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蜀地。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秦汉时期的蜀锦主要传播于蒙古国、新疆等北方丝绸之路和日本等海外丝绸之路。

1、蒙古国等北方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一些专家称为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

《太平御览》载：三国蜀汉时期，魏文帝(曹王)酷爱蜀锦，不断派人往西蜀购买，不仅所需数量大，而且购买次数多。但也出现了质量问题，其中有不少是次货或鹰品。曹王十分气恼，下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太平御览》卷815引《魏文帝诏》）。这则材料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蜀锦因为供不应求，价值又复昂贵，于是就出现粗制滥造良劳不齐的情况;二是鲜卑人（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也喜服锦衣，并对蜀锦的好坏有很高的鉴别能力;三是蜀锦不仅畅销于长江流域(吴境)、黄河流域(魏境)，而且远达塞外。

1924年4月到1925年2月，俄国库兹洛夫探险队在蒙古塞楞河上游匈奴古墓群中，发现“双禽山岳树木纹”(太阳神鸟纹)经锦，同样是成都生产的蜀锦。[22] 这幅经锦，无论在织锦技艺中上，还是在图案纹样风格上，都最引人注目，是迄今为止我国古代关于太阳神话题材中表现最完整、内容最全面的一幅图案。这表明了蜀锦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与北亚地区文化交流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积极作用。

2、新疆等北方丝绸之路

1995年10月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的举世闻名的汉代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铭文锦，来自蜀地。[23]这是一块织锦护膊，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汉式典型的图案：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青底白色赫然织就8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此锦的发现，说明蜀锦作为“北方丝绸之路”重要贸易品，汉代就远销到了西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铭文锦是丝绸之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高等级的极品文物，其发现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令无数专家赞叹不绝[24]。

建国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等地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古锦实物，考古界普遍认为其产地为西蜀。

 3、日本等海外丝绸之路

《三国志》载：魏明帝(曹睿)也喜蜀锦，不断派人入蜀购买。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求诣天子朝献”。明帝赠赏甚厚，其中有“绛地交龙锦五匹”及“绀地句文锦三匹”（《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从锦之名即可知其贵重程度:一种是绛红色为底，上有双龙相交的图案;一种是带有红色的深青为底(绀地)，上有细致曲折的花纹图案，这些当是蜀锦中的上乘。这则记载表明，早在1700多年之前，蜀锦即己东传日本[25]。

蜀锦不仅传到日本，还可能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三国志·鸟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以设想，蜀汉时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进行包括蜀锦在内的贸易必然较两汉有更大的发展[26]。蜀锦不仅在吴、魏市场上有销售，而且走向了世界，真正成为国际贸易产品。

（三）唐代的蜀锦与丝绸之路

唐贞观年间(627-649 )，窦师纶作益州大行台兼任检校工造时，创造性地织出了“天马”、“道麟”、“对雉”、“斗羊”等10多种花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0），被誉为“益州新样锦"，成为全国纹样设计的模本，蜀锦又进入新的发展高峰。。此外，蜀地的织锦工，还能够在锦上缕金为花，织成一种美丽的“碧罗笼裙”（《旧唐书·五行志》）。这种缕金的技巧，为明代的织金锦缎开创了先河，也是唐代蜀地织锦工艺上的一大发展。织锦业的进步和织锦工艺的发展推动的蜀锦大量进入丝绸之路。

1、新疆、青海、原苏联等北方丝绸之路

唐代时，新疆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市场已有“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小练”和“益州（四川成都）半臂”等丝织品出售，并分别标明上、中、下三等价格。[27]半臂是一种短袖紧身衫，通常以锦为料。它的用料仅比两裆(背心)多出两只长及上臂的短袖，而每件标价上等竟达四百五十文，比梓州小练一匹的上等价格(三百九十文)还高，半臂是锦绫之类的高级丝织品。

20世纪新疆丝绸之路上多次出土了大量的唐丝织物，其中蜀锦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拉221号墓出土的那一片黄色联珠对龙纹绫，上题记为:“景云元年双流县折绫一匹”。[28]四川双流县在成都附近，是蜀汉丞相诸葛亮故居所在，属蜀郡。此锦为唐睿宗景云年间(公元710年至71l年)的产品，其纹样、图案属于“陵阳公样”。这是我国出土的丝织物中唯一记载出产地的古代丝织物，是罕见的绝世珍品。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桔瑞在新疆吐鲁番盗掘唐墓，出土联珠对鹿斜纹纬锦一件，锦中织有“花对鹿”铭文的蜀锦。[29]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81号古墓中发掘了一批8世纪(公元778年)唐代的丝织品，其中有一双用蜀锦制作的“变体宝相花纹锦鞋”，非常珍贵。

青海海西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夏日哈乡唐代吐蕃(含吐谷浑遗族)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其中有数十件蜀锦，制作时间为南北朝时期至隋代、初唐至盛唐时期[30]。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

原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格山中曾出土“对龙纹绫”蜀锦，制作时间为初唐至盛唐时期[31]，说明蜀锦在已经远抵中亚地区。

2、日本等海外丝绸之路

唐代，四川不少丝织品向外输出，往西沿着丝绸之路输往中西、西亚、欧洲。隋唐以来，蜀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一部分是唐王朝对日本使者和王室、寺庙的赠礼。至今在日本流传下来的许多“蜀江锦”被当作日本的国宝级文物、“正仓院宝物”等珍藏至今。在法隆寺最具有代表性的“蜀江锦”中有“格子花”、“赤狮凤纹”、“龟甲花”、“团花”、“联珠莲花”和“对禽对兽”等锦纹样。正仓院宝物中有公元七、八世纪的“鸟兽联珠纹”等52种。“自古以来，在日本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织锦的，当然是蜀锦”。[32]这些名贵的唐代蜀江锦如格子红锦、唐花纹长斑锦、蜀江锦褥裂、赤狮凤纹蜀江锦、蜀江太子御绢伞和赤地璎珞蜀江文阑绢裂等众多的产品被收录在“日本古代染织图案”、“日本御物上代染织物”之中。[33]

据日本《正仓院刊》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名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染等技术获得启发”[34]。在《日本美术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蜀锦的兴盛，压倒了魏锦和健康锦，那里锦院制成的蜀锦，支配了全中国。”[35]

（四）蜀锦与云南、贵州等南方丝绸之路

由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自然环境与四川盆地相似，目前尚无宋代以前的蜀锦遗存发现。

从史料记载来看，蜀锦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播主要是蜀锦技艺。蜀汉时期，诸葛亮率兵到大、小铜仁，派人带丝绸深入苗乡医痘，并亲为画图传技（《华阳国志》）。古州苗民织成五彩绒锦称“武侯锦”，贵州黎平，壮族人民用五色绒织出“诸葛侗锦”，上有花木禽鸟各种图案，“下水色不败，浸油不污染”。“蜀地锦花来历久，开遍西南有巧手”（《侗锦歌》），影响深远。明代，云贵地区著名的通海缎系明清交替时期由孙可望带到云南的三十多位蜀锦工匠传授。

结语

蜀锦是我国民族传统工艺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文明桑蚕丝织代表之一，也是中国丝绸文明的象征之一。蜀锦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广为传播，丰富了南亚、中亚、北亚甚至欧洲文明的内容，从而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各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不仅对于中国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而且对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和卓越的贡献。相信蜀锦的传播，不仅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更会在未来的丝绸之路上、未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蜀锦史话》编写组：《蜀锦史话》，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王君平主编：《蜀锦》，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3、钟秉章、卢卫平等著：《蜀锦织造技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黄修忠：《中华锦绣丛书：蜀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王君平:《纺织科技进展一一蜀锦传统工艺研究与资料汇编》，四川省螺祖蜀锦研究开发中心、四川省纺织科技情报中心站2006年。

6、黄能馥:《中国成都蜀锦》，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7、何明忠：《成都市丝绸志》，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

8、朱亮亮等：《美术考古与美术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李斌:《中国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东华大学 2013年博士论文。

10、姚乐野:《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11、全洪涛:《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云南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12、张应二:《诸葛亮军事活动研究》，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13、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6 期。

14、陈娟娟：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文物》 1979年2期。

15、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一一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 1963年1期。

16、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 1972年3期。

17、武敏：《吐鲁番古墓出土丝织品新探》，《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 》（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唐林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

[①]傅正初：《公元三至九世纪四川手工业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2期。

[②] 徐中舒：《蜀锦》，《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③]陈显丹：《论蜀锦蜀绣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3期。

[④]《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62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⑤] 路琳著：《天山南北  新疆》（二）,102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15年版。

[⑥]冯一下：《略谈古代四川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年3期。

[⑦]段渝：《四川通史·先秦卷》，2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黄天玉、李英：《云锦:天衣无缝 灿若云霞》，《纺织服装周刊》2014年27期

[⑨]参见包铭新:<中国染织服饰史文献导读>，165--180页，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版。

[⑩]吴伟峰：《壮族历史上的纺织业》，《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2期。

[11]梁智勋：《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及其特点》，21页，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12]冯永德：《浅谈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蜀锦织机》，《四川蚕业》2013 年第4期。

[13]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154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版。

[14]钱小萍：《宋锦》，21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西陲之地的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许新国：《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  第三辑  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 《魏文帝集全译集·与群臣论蜀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傅正初：《公元三至九世纪四川手工业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2期。

[18]全洪涛：《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31页，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19] 徐思民：《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149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1990年。

[20]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文物》1982年10期。

[21] 如长沙左家塘44号墓，引自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品》，《文物》1975年2期.

[22] 黄修忠、钟秉章：《太阳神乌纹经锦¨双善、山岳、榭木纹锦”》，《四川丝绸》2008年2期。

[23]钱伯泉：《“王侯合昏”锦、“五星出东方”锦的年代和产地》，新疆吐鲁番学会、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主办《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2期（总第6期）。

[24] 路琳：《天山南北  新疆》（二）,101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15年版。

[25] 参见余明侠《诸葛亮评传》，4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6] 参见马植杰《三国史》，28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三0九七、三0六六号。

[28]马冬：《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西域研究》2008年2期。

[29] 参见新疆维吾尔白治区博物馆:《练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

[30] 许新国：《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  第三辑  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 [日]太田英藏：《日本与丝绸之路》，《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日本文化出版局。转引自许新国：《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

[32]余涛：《蜀锦研究》，《丝绸》1983年5期。

[33] 王君平、王斌：《蜀锦传统工艺研究》，《纺织科技进展》蜀锦专辑2007年。

[34]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编委会编：<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十三集),73页,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1983年6月。

[35] 转引自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少城文史资料》（第6辑）,73页，1994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