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苹出生于书画世家，自幼随父江梵众习画，临摹过历代名家名作，深得其家父指点、赞评，少年时的江苹，画技日臻娴熟。

1947年秋，张大千先生在蓉拜会其父亲，观看了年仅13岁的江苹习作后欣喜异常：“此子灵悟，将来必有所成。”父亲倍感高兴，忙叫江苹下跪拜谢，求大千先生收其为弟子，先生摸着江苹的头微笑地允诺了。

《朱荷》

从此，在大千先生的指导下，江苹更加勤奋，日以继夜地临摹大千先生和历代名家作品，对中国画技法、线条、色彩、写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实践。

1949年6月，江苹15岁，随父赴重庆举办“江梵众、江苹父子国画展”，引起了行内轰动、舆论好评。作品现场销售八成以上，当时有人称江苹是“天才小画家”。那次被人买走的“双喜月季图”，时隔53载后的2002年，在福建文物商店来蓉举办文物字画拍卖活动时竟以高价拍出。

1949年岁末，成都解放，天地翻覆。1950年初，青春勃发的江苹考入六十军文工团后转入随营干部学校，在部队这个火热的熔炉里，江苹大胆地拿起画笔，办墙报、画宣传画。当时学校办在农村院坝里，没有桌子就把画稿铺在地上画。“五四”青年节，江苹完成了第一期队刊，并精心绘制出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官兵们都向他投以赞许的目光。他荣获部队嘉奖，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

《和平之春》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江苹和战友们斗志昂扬，纷纷要求赴朝作战。在入朝人员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工作需要，江苹被分配到绵阳军分区做民兵工作。这一时期，江苹创作了《美帝是个纸老虎》、《李承晚的嘴脸》、《消灭细菌战》等大量抗美援朝的宣传画，并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同时还配合地方建设、民兵建设、解放西藏需要，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入选西南地区、四川省国画作品展览。

1956年夏，绵阳军分区调江苹去完成兵要地志的编绘任务。由两名军队干部和几名民兵、猎人组成一支小分队。目的地是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当地羌民称24个和尚头。江苹一行向北川、茂汶一带大山区进发。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这里杂草丛生，常有熊、豹、野猪等野兽出没。经过几天无人区地带，穿越连绵的原始森林，蹚过一道道急流险滩。由于严重缺氧，呼吸困难，江苹感到四肢无力、头痛、流鼻血。但他知道任务的重要，忍受着不良的高山反应，迅速打开画板，争分夺秒地绘制了雪宝顶的地理位置、地貌、气象、环境等几幅草图，圆满地完成了军分区安排的编绘任务。

《舞千秋》

十年“文革”期间，江苹在绵阳地革委主管文艺工作，他仍醉心于笔墨，坚持作画。率先组织十余名美术工作者深入农村、厂矿，进行写生和创作，由他主编的《剑门山上大寨花》连环画等作品，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六十年代末，江苹调到成都市文化局美术公司，主管美术工作部工作。当时除实用美术还存在之外，连“文革”前最活跃的中国画组也瘫痪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江苹不顾非议，决心把美术创作重新组建起来，他力排众议，首先把著名画家调出来，给予创作的机会。随后，开设了省内首例的“成都画店”，开展了巴蜀书画对外业务。不久，接待了瑞典国王和王后，王后选购了江苹和他人合作的《春回大地》工笔画，《四川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在社会和书画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此带动下，成都不少中老画家也积极投身美术创作，并广泛开展起了对外旅游书画活动。

七十年代初，在“左”的文艺思想干扰下，省、市仍无任何组织机构管理美术工作，一些老书画家，大多呆在家中“偷偷作画”或“闭门思过”，成都市画苑一片冷清。此时江苹十分忧虑和焦急，在国家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引下，他八方奔走，配合有关部门努力做好美术工作者的政策落实工作。期间，他毫不顾虑地拜访了当时还是所谓“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刘既明、陈子庄、吴一峰、吕林、岑学恭、余中英等蜀中名老画家，与他们谈心交友，交流画艺。为解决少数名老画家生活上的困难，江苹邀请刘既明、张采芹先生为外贸出口画竹帘画，使其获得相当的报酬。此举不久遭到非议，有人在江苹耳边说：用“右派”不怕犯错误吗？江苹掷地有声地说：“他们是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能为国家赚回外汇，党的政策是允许的，没有错。”

《大富贵有期》

1974年春，江苹以成都画店负责人身份，暗访了当时还是“右派分子”的陈子庄先生。走进寓宅后，子庄先生十分感动，艰难的从病榻上起来，打起精神，创作了一幅《牡丹图》以表谢意。江苹还邀请子庄先生为成都画店作画，他的到访，给当时内外交困的子庄先生无限鼓励，使其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望。

七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文化艺术得到新生。江苹利用主管的“成都画店”这块阵地，去促进和引导成都地区书画艺术的恢复和发展。他不辞劳苦，在广州举办了“成都天府旅游书画展览”，获得非常好社会的效果。随后，在他的组织下，准备在成都武侯祠内举办了“成都市书画篆刻作品展览”，这个展览是体现党对书画家政策落实的机会。可是，展前遇到一个难题：名老书画家中有的曾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作品可否参展，谁来拍板。江苹斗胆去请示时任市委书记的杨以希同志，得到了杨书记恳切答复：“只要不是现行管制分子、在押犯罪分子，都可以参加展览……”杨书记的指示为江苹壮了胆，为落实党的政策指出了方向，也使四川一批老一辈画家重返艺坛，恢复了创作的权利，艺坛出现了曙光。当时电视台在播出9位名老画家的参展作品时，转播设备不全，江苹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守候在播放室，监视操作。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和艺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为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国，推向世界，在当时尚无省、市书协的情况下，江苹接待了日本书法代表团来川访问交流，承办了上海书法代表团与四川书法家的笔会交流，为我省对外书法交流活动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黄莺》

1985年初四川省文化厅派江苹到深圳开办对外文物文化交流中心。为开好这扇文化“南风窗”，江苹忍受着南方酷暑高温，带领一班工作人员，日夜奔波，勤奋工作，把这个中心办成了在广东地区享有声誉的艺术沙龙。全国著名画家关山月、黎雄才、程十发、王子武、刘汉等，以及四川省书画家数百人前去访问交流。江苹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引进了“香港大一艺术学院设计展览”、“广州市美术馆清代居巢居廉扇面作品展览”在成都展出。推出“四川名画家陶瓷艺术展览”在香港展出，同时协助四川省美协“四川当代名家作品展览”在港展出办理出境事项。“成都杜甫草堂杜甫藏画展览”、“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等五次展览在广州市展出，通过展览交流，促进了巴蜀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