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老文化宫，一位三轮车师傅在门外等客。

2004年老文化宫内景。

老文化宫里正在进行川剧表演。

1998年老文化宫举办商品交易会。

2004年老文化宫外景。

2004年老文化宫内景。

老文化宫，众多市民从小剧场观看了表演出门。

地理坐标

　　成都提督街，原本是四川省提督署衙门。这个地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会“火”起来，得益于1951年扩建的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是西南地区第一所文化宫。

开栏语

　　诗人沈浩波在《成都行》中说：“离开的时候/我是何等的舒服”。

　　成都,怎能不舒服呢？从古至今，诗人爱恋其魅力，赞赏其繁盛。以致金圣叹念念神往，“一如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至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

　　爱成都，不只是空寄青鸾，且盘桓，把酒看景。成都地标，历史留踪，诗文可寻。陆游当年“走马锦城西”，赏梅青羊宫，香至浣花溪。刘源畅游科甲巷，“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今日起，华西都市报《华西坝》版面推出一组影响成都人精神生活的文艺地标故事，重拾当年的成都影像，传承一座城市的文化和记忆。

　　2016年12月24日下午2点，54岁的郜宇出现在青羊大道的新文化宫内广场上。这里是他和乐队老伙伴每周“打卡”相约的地方。和伙伴们点头寒暄后，郜宇拿出小号加入演奏。悠扬的乐声弥漫开来，台下已经有人随着音乐跳起三步踩。

　　看着起舞的人群，郜宇的思绪不禁回到30年，他也是这样在舞台上吹着小号，那时的他还是个帅气的年轻小伙，乐队活跃的舞台还在成都提督街老文化宫。那年月，来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特别是晚上那一场，很多人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往文化宫赶，晚了，没票！”

　　30年前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坐落于繁华的春熙路附近的提督街，来来往往的，都是成都最新潮时髦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前

关键词：坝坝电影

　　我坐在窗前，时间如一个过路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

　　——泰戈尔《飞鸟集》

5分一张电影票过抢

《刘三姐》上映

卖出7000张票

　　上世纪70年代，陈婆婆在文化宫当电影售票员，她清楚地记得，只要成都哪个地方放坝坝电影，大家都奔走相告，女士们还要穿起盛装梳妆打扮，结伴去看电影。1951年扩建的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西南地区第一所文化宫，一到放电影时，就人山人海，“一张电影票5分钱，都是过抢的，遇到像《卖花姑娘》、《刘三姐》这样的影片，外墙的窗户都要挤烂了！”陈婆婆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盛况：《刘三姐》上映时，她当班忙惨了，眼前全是密密麻麻拿着角币和分币的手，为了不给错票，她左手抓住买票人不放，右手收了钱后再将票放到人家手中。甚至她还记得清《刘三姐》一共卖出7000多张票。

　　72岁的姚滨，当年住在暑袜北一街，距离文化宫只有两三条街，小时候常跟着大人去那里看电影。“哎呀那个阵仗！里里外外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根本挤不进去。我爸就把我举起来，放在肩膀上挤进去。”

　　心急的，白天就来占位子。挤不过的，就“另辟蹊径”，把目标锁定在幕布后面，看反电影：“电影里的人都是左拐拐，左手握枪，左手吃饭，一样看得多扎劲。”姚滨看到的最拼的观众，直接爬上放电影旁的大树上，脚踩树杈手扶枝丫，雄赳赳气昂昂看完整场电影。无论此前人群多么喧哗，只要看到一道光打到幕布上，全场立马清风雅静。

上世纪80年代

关键词：露天舞会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凤飞飞《追梦人》

五六百人一起跳舞

舞会门票从5角炒到5元

　　郜宇和乐队的老伙伴，为成都市民的舞会伴奏了30来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的流行音乐被改革之风“吹”到内地，交谊舞也随之复苏。郜宇记得，刚开始是在各个大院里或者滨江河边有人跳舞，“饭盒”式的收录机放着歌，三五成群的人和着节奏跳舞，后来，队伍慢慢扩大。

　　1983年，文化宫将原来的溜冰场改为坝坝舞池，供职工们跳舞。文化宫工人艺术团的乐队自然担当起演奏的重任。小号、小提琴、单簧管样样都来。“我们除了演出世界名曲，邓丽君、凤飞飞这些港台明星的歌最受欢迎。”郜宇回忆。

　　那时的舞池实在简陋：室外露天、水泥地、木板搭台，只有刚好能够照明的白炽灯，后来添置了一些小彩灯。虽然硬件设施跟不上，氛围却爆表，“一场起码五六百人，经常跳着跳着就‘撞’到了。”郜宇说着笑起来，仿佛回到了旧日时光。露天舞会青年人是主力军，“那阵的九眼桥还是些偏偏房子，文化宫才是年轻人的娱乐胜地。”

　　文化宫的露天舞会每天两场，下午和晚上各一场，每场2小时。“特别是晚上那一场，人特别多，很多人一下班就急匆匆骑着自行车往文化宫赶，晚了，没票！”郜宇发现，那些买不到票的舞迷，只得在场子周围跳“巴片”（过干瘾）。

　　门票如此抢手，黄牛党就来凑热闹。当时住在冻青树街的朱建西经常去文化宫，他买过的门票刚开始是5角一张，后来慢慢涨到了3元，而黄牛党一度将票炒到了5元。“关键是，还是有人要买，把黄牛党高兴惨了。”还有一点让朱建西印象深刻，晚上9点散场后，黑压压的人群撤离文化宫，因为人太多，自行车也太多，光是找车都要花费好一阵工夫。

　　露天舞会迅速火爆，人民公园、建工俱乐部等也出现了这样的场子。乐队多了起来。一些“抢手”的乐队，一天至少要跑两三场，收入自然可观，“一场至少可以挣两块钱。”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元，乐队演奏一月下来可以挣上百块，“一下变成高收入群体了。”郜宇有些兴奋地说。不过，乐队不是想演就能演，郜宇回忆，从1986年开始，成都的这些乐队就开始“持证上岗”，“每年文化局要组织考试，必须得到证才能上台。”

上世纪90年代

关键词：卡拉OK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刘德华《忘情水》

登台唱歌要过“抢”

还得自带磁带配乐

　　上世纪90年代初，无乐队伴奏的卡拉OK演唱风靡一时，文化宫的“广场卡拉OK演唱会”紧跟到办起来了。现任成都市文化宫文艺科科长唐杰，那时是广场卡拉OK演唱会的“御用”主持人。他保留着一个暗黄的工作笔记本，上面记录下了当时的盛况。

　　第一场卡拉OK演唱会是在1990年7月27日晚上，现场报名，上台表演。舞台一侧，摆着一张桌子，两名工作人员，一个登记信息，一个发写有数字的纸飞飞，按照上面的顺序登台。由于时间限定为2小时，登台的人数也必须控制在25人。为了抢名额，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就来排队了，桌子一摆出来，号就被抢完了。

　　刚开始，文化宫准备的磁带有限，别人想唱这首歌，偏偏没伴奏，很多人就自带磁带。那时候，四大天王的歌最火，刘德华的《忘情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翻来覆去唱，一台演唱会可能有两三个人要“撞歌”。

　　原本广场卡拉OK演唱会只是在7月到9月每周五、六、日，提供给市民消夏娱乐，可大家越唱越带劲，就变成了每周的保留节目。每到周末，文化宫人头攒动，头一两年，场场观众近千，广场上都挤不下了，但就算被挤到了文化宫大门口，观众也不愿离去。

　　主持人唐杰那时被称作“报幕员”，一本正经地上台：“第一个节目，×××带来的×××。”会相声的唐杰报幕时时常即兴调侃，把观众们逗得哈哈大笑。

　　演唱会没有专业评委，唱得好还是不好，看观众反应就知道——唱得好的，所有人鼓掌喝彩，不住地大喊“再来一首”。唱得不好的，也会很不留情地被“嘘”。演唱会越办越红火，还有厂商主动找上门来搞赞助。唐杰统计过，1990年到2002年，文化宫12年间举办了449场演唱会。

　　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沙漏，总是漏掉平凡，留下精彩。

　　坝坝电影的人山人海、露天舞池的翩翩身影、卡拉OK演唱会的喝彩掌声……这些上世纪成都人精神生活的记忆画面，有的以新的方式在新文化宫延续下来，比如每周六上午的室内公益电影、周六下午的周末舞会；有的则随着老文化宫的拆除，成为了历史的符号。

　　2005年1月31日，老文化宫正式停止一切对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