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最后的科举 巴县老秀才三次乡试不中

  • 2017-07-19
  • 华西都市报
  • 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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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罗乐


鸽笼一般的考棚内号舍举子们考试情景。 郑光路供图


1900年后的成都皇城内致公堂前鸽子笼般的木板号房考棚。 郑光路供图

  

  时光倒流一百多年(1903年),正是农历癸卯年、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四川“大比”之年又到,将在成都热热闹闹“乡试”。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大业三年(607年),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在中国延续近一千三百年。美国学者克拉克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有的西方学者还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今天的成都,当人们经过车水马龙的天府广场时,有多少人知道百年前这里曾是全省庄严肃穆的“乡试”之地?那我们不妨进入时光隧道,回到1903年四川癸卯年最后的一次“乡试”,—睹封建王朝科举制度之奇形怪状。


【一】考秀才

鞋袜挤落

光脚板应考


  考试分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及殿试)。能登上顶峰中“进士”,确像俗话说的:“真是祖宗坟上长了弯弯树哟!”绝大多数读书人白胡子一大把,仍是个“童生”,“年已七十还是童,真是长寿;到老八股还未熟,不愧书生。”


  童生要经县试、府试两次预考,录取后才有资格去院试考秀才。四川童试,三年两考。各县考生先在县衙门的礼房报名、编号,填写身家清白及不是娼优隶卒出身。都得头戴红帽,身穿长套,脚蹬靴子,再穷也要缝件家机布的套子,这是当时规矩。试官提前一天到考场,平常仪仗常用蓝统伞,也改用红伞,表明朝廷科举大典,必须隆重。


  考生半夜三更进考场,考试前辕门牌示:几更几点放头炮、二炮、三炮。头炮大约在夜半12点钟,过半点钟放二炮,午夜1点钟三炮响毕,考场开门。试官坐暖阁监督,童生们鱼贯而入,点名取卷后写文章。

  1983年,清末秀才朱必谦86岁时,回忆他参加巴县科考难堪情景:考生一窝蜂喧嚷挤入,他被挤落鞋袜,只好打着光脚板应考,惹得旁人嗤笑不已。


  县试、府试正值夏天,每次连考五天。场中不时“咚咚”地击鼓传点,以示时刻和催人交卷。县试五场,每场考完都要发榜,榜上有名才能入下场考试。五场考完,一两千人的考生就只剩五六十人了。按旧规,终场考生每人要缴二百钱在考棚内聚餐;能拈这顿伙食的,也算英雄豪杰了。


  县试、府试都过了,就有资格参加院试考秀才。这时已是冬天,号舍四面无窗,寒风刺骨。考场内随时有衙役们巡视呵斥。三牌后,就有考生因风寒难耐出场了。


  院试的院考大人是由京城来的钦命提学使监考,不受地方制约,很威风。有年重庆来的提学使是湖南瞿鸿机,四品大员出任学差,脾气极大。适逢天上下雨,地下烂泥,考生考前看号牌时拥挤,有个考生竟跌伤致死。瞿鸿机把名册一扔,不复点名,大骂晦气。


  那时考试也有人作弊,常见的是“夹带”。清末书坊把《四书五经》上各题目做成格式化文章,印出袖珍版《小题文府》,很容易夹带;还有人将文章密密麻麻写在内衣、内裤、手巾上;也有临时请人代作文字勾通差役传递场内;也有富家子弟干脆以金钱买得前几名的;还有直接请“枪手”混入堂号代考的。巴县考场有次逮着一个“枪手”,官府让他跪在东辕门侧“枷号示众”。


  经过县试、府试九场及院试两场,数十日的辛苦,如能咬紧牙关考完,侥幸中个秀才,也算“一领青衿”了。


  之后,秀才们就可以赴省城参加乡试,考举人了。


【二】出考题

四川作弊

乾隆下旨要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旧历七月初旬,四川各州县考生们,或一人独行、或数人作伴,或骑毛驴、或乘轿子,络绎不绝赴省赴“癸卯”年乡试。


  巴县秀才朱必谦也来赶考,也雇了轿夫两名(每人制钱四千文)。行至内江、资州一带,赶考人渐多,投宿时旅店已满,他只得出制钱百余文另交一力夫,叫他先行几十里“打前站”安排好住宿,晚上方有安卧之所。


  成都科甲巷,“科甲”是科举别称,明、清时各州县秀才赴省应试多住此街旅店,因而得名。旅店每间房屋大都悬“文魁”“解元”之类小匾,并书写住宿人姓名,以讨口彩吉利。


  农历七月后,科甲巷一带就越发热闹拥挤,旅舍暴满,朱必谦只好租住在下东大街一个商栈内。


  乡试就在刘备住过的“老皇城”内。这座金碧辉煌的城中城,宋朝之后因战乱城摧墙毁。朱元璋建立明朝,儿子朱椿到成都当蜀王,重修荒凉几百年的皇城。两百多年过去,张献忠跑到成都老皇城内建立大西国,吃败仗后又一把大火将登基宝殿烧得精光。


  康熙四年(1665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奏请朝廷:将原在成都西南角的明贡院移至入“皇城”的原明蜀王藩府旧址修建“贡院”。从次年起这里便成全省乡试之所。但贡院范围已比原蜀王府为小,御河之外已是民居。从端礼门外直到红照壁,清末时为一片大广场称为“皇城坝”;平时市人搭竹棚子做买卖,科考时就必须拆光。


  乡试每三年一考(有时增开“恩科”),共考三场,每隔三天举行一场,每场考一天。黎明入场,对号入座,给三支蜡烛。历届乡试考题不同,有时皇帝还亲自检查乡试题目。如乾隆四十年(1775年)二月,乾隆皇帝给礼部谕旨:“现在四川省,出题牵连无理……(试题)若务为新巧,恐士子揣摩弋获,趋入纤佻。”意思是说四川这次“乡试”考题涉嫌作弊,事关本省“文风”和“民俗”,故不可不慎。四川的主考官和礼部堂官,都受到吏部处分。


【三】防舞弊

内外帘官

不准接触外人


  朱必谦老先生回忆:遵老辈子指教“考试前不要过于用功”,于是有的秀才以闲书消遣,有的成群结队出游望江楼、草堂寺、武侯祠等名胜。朱必谦购得旧小说《儿女英雄传》一部,书中写有秀才安学海去应试时入场备买杂物甚详。朱必谦依样画葫芦,从衣、食至竹钉、钉锤、钉鞋……鸡零狗碎地买了许多,放在网篮中备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初四,京城来的正、副主考官已到,总督以下各官,均往北门驷马桥外接官厅迎接,跪请圣安后,同至皇华馆休息数天。省外调集前来监考的州县官也赶到,住燕鲁公所。


  初六,按规矩考官们当“入闱”:学使在前、两主考跟在屁股后,都穿耀眼朝服,乘坐八人大轿。再随后“帘官”们坐蓝呢大轿,上帘敞露,下帘贴有总督部堂封条,随从如云、威风八面。


  为啥叫“帘官”?清代各省乡试时由该省督抚择调各知县官文才高者充“内帘官”,分阅试卷(相当如今高考阅卷老师);县官中之精干者则充“外帘官”,纠察试场(相当如今监考人员),帘官们的住处称为“帘官公所”(成都此街名至今犹存,已少有人晓得其义了)。为防舞弊,不准帘官们出堂帘之外接触外人。


  清朝,主考官、学政、书吏,凡有作弊一旦查出,都将严惩。而且“主考、同考官之子弟,俱令回避,不准入场”。对考生作弊也严惩不贷,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刑部规定,对“枪手”冒名顶替,“无论当时被获,事后发觉……不分有无立约及口许虚赃,俱照诓骗已成例,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充军。雇请之生童同罪。”


  当四川总督锡良在“皇城”致公堂上威严地宣布内外帘官衔名、职责后,内帘官们立即入专用房内,并封锁帘门不准再出入。


【四】考三场

蜷缩号舍

一看“策问”傻眼


  初七黎明,朱必谦等秀才们急急忙忙雇车轿,去贡院听候点名取卷。取卷后自己肩负行李杂物经过收捡处,领得“照入”木签后,有专人代为搬运行李到所住号舍。号舍东西排列,分别前后。考生们进入气象森严的贡院正门(这就是明蜀府的“端礼门”),门额上写有金灿灿的“天开文运”四字。


  门南为广场,左右巨大石狮威风凛凛。有处石坊,横匾是“为国求贤”。北边为三道“龙门”,主考、监临、提调官员们分三道在此点名。再北是明远楼、致公堂,堂前又有石柱牌坊,横匾是乾隆皇帝龙飞凤舞的御笔草书“旁求俊义”。


  清末四川每次乡试,常在万人以上,历年都得添设号舍。清末这些仅三尺高,照《千字文》编号的一串又一串用木板钉成的考棚子,共13935间。


  吃喝拉睡全在不到两个平方米的“鸽笼”,朱必谦昼则抽出号舍木板为桌案写文,夜则归还原处作卧席。他是中等身材,脚还能伸直,高大汉子晚上就只有“卧如蟠龙”。


  考试几天,茶水饭食由官家供给:早晨稀粥馒头,午间白米干饭,并有一大块约二三两的猪肉,其他蔬菜点心则均须自备。入场后有半天先休息,第二天天未明时,颁发题目。考卷为木刻大字一纸,盖有监临关防印,上面印有各种禁令。


  朱必谦老先生这届“癸卯”乡试,第一场作《四书》文章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试以“策问”五道。


  自1900年“庚子事变”后,乡试内容略有改变,有了“策问”(即议论时事)。考生们在书肆中事前买过《经策通纂策问大全》等参考书,但这次出的题目书上却没有。在八股文里泡大半辈子的考生们,有几人懂得“法兰西”“英吉利”“强国维新”之类,只有抓耳挠腮乱写一气。


  至初九日,开试院大门放牌。考生持卷到致公堂前两旁所设的收卷所,收卷官认为不犯场规合格,即可完事。不合格(卷纸污黑等)就要填蓝榜,次日不准进场。随后取得“照出”木签,归号收拾篮中什物,交号夫运出。


  初十日黎明时进二场,十一日交卷出场,十三日考第三场。


【五】大家散

主考回京

秀才落榜回家


  四川这次“癸卯”年乡试大典,除朝廷派出正副两主考外,全场还以总督锡良监临总管试事,布政使(藩台)为监试司(盐茶道辅之),按察为提调司(成绵道辅之),又调省内不少州县官来当“帘官”。


  放榜已是九月重阳前后。乡试各省录取名额都有定数,大致按各省文风之优劣,人口之多寡、丁赋轻重而定。一般大省百数十名、小省四五十名。四川各州县每次来成都乡试者,有一万四五千人。而录取的举人名额,道光以前定为六十名,此后最多增至一百五十名左右。历次增加的原因,是由于清朝旧例,各省可有“报效”(即用银子买举人功名)。


  中举人数不过百分之一。有的士子终身苦读、苦考,从青少年熬到老年。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恩科乡试,全国七八十岁以上未中举者即有一百多人。四川考生中八十岁以上者即有六人未中。皇帝也觉可怜,这年乾隆颁谕以“恩赏”举人以嘉慰:“四川省八十以上之潘履谦、戴文壁、刘洪文、王体亨、王升平、李维岱等六名,俱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乾隆六十年(1795年),己卯恩科,乾隆又降谕让四川省八十以上的陈任、马胜道、苟占鳌、钟丕漠等四人“俱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那位朱必谦老先生从光绪戊子(1888年)“开笔”后,乡试三次始终不能中举。“癸卯”年乡试他和许多落第士子们,又垂头丧气回家了。


  京城来的两位主考,乡试完即功德圆满,打马回京,按惯例每人可收四川省的“程仪”银子四千两,私谊馈赠的在外。


  1903年,农历癸卯年——四川最后一次乡试,就这样结束了。新科举人,就有资格做着“状元梦”,上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了。大清王朝267年中,四川也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出了惟一的状元骆成骧。


编辑:杜畅 原文地址:http://www.zgscys.com/market/20170719/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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