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二年辰成都最潮的人都在老文化宫

    成都文艺地标那些事
  • 2017-01-04
  •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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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老文化宫,一位三轮车师傅在门外等客。


2004年老文化宫内景。


老文化宫里正在进行川剧表演。


1998年老文化宫举办商品交易会。


2004年老文化宫外景。


2004年老文化宫内景。


老文化宫,众多市民从小剧场观看了表演出门。

  

地理坐标


  成都提督街,原本是四川省提督署衙门。这个地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会“火”起来,得益于1951年扩建的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是西南地区第一所文化宫。


开栏语


  诗人沈浩波在《成都行》中说:“离开的时候/我是何等的舒服”。


  成都,怎能不舒服呢?从古至今,诗人爱恋其魅力,赞赏其繁盛。以致金圣叹念念神往,“一如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至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


  爱成都,不只是空寄青鸾,且盘桓,把酒看景。成都地标,历史留踪,诗文可寻。陆游当年“走马锦城西”,赏梅青羊宫,香至浣花溪。刘源畅游科甲巷,“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今日起,华西都市报《华西坝》版面推出一组影响成都人精神生活的文艺地标故事,重拾当年的成都影像,传承一座城市的文化和记忆。


  2016年12月24日下午2点,54岁的郜宇出现在青羊大道的新文化宫内广场上。这里是他和乐队老伙伴每周“打卡”相约的地方。和伙伴们点头寒暄后,郜宇拿出小号加入演奏。悠扬的乐声弥漫开来,台下已经有人随着音乐跳起三步踩。


  看着起舞的人群,郜宇的思绪不禁回到30年,他也是这样在舞台上吹着小号,那时的他还是个帅气的年轻小伙,乐队活跃的舞台还在成都提督街老文化宫。那年月,来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特别是晚上那一场,很多人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往文化宫赶,晚了,没票!”


  30年前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坐落于繁华的春熙路附近的提督街,来来往往的,都是成都最新潮时髦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前

关键词:坝坝电影


  我坐在窗前,时间如一个过路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

  ——泰戈尔《飞鸟集》


5分一张电影票过抢

《刘三姐》上映

卖出7000张票


  上世纪70年代,陈婆婆在文化宫当电影售票员,她清楚地记得,只要成都哪个地方放坝坝电影,大家都奔走相告,女士们还要穿起盛装梳妆打扮,结伴去看电影。1951年扩建的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西南地区第一所文化宫,一到放电影时,就人山人海,“一张电影票5分钱,都是过抢的,遇到像《卖花姑娘》、《刘三姐》这样的影片,外墙的窗户都要挤烂了!”陈婆婆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盛况:《刘三姐》上映时,她当班忙惨了,眼前全是密密麻麻拿着角币和分币的手,为了不给错票,她左手抓住买票人不放,右手收了钱后再将票放到人家手中。甚至她还记得清《刘三姐》一共卖出7000多张票。


  72岁的姚滨,当年住在暑袜北一街,距离文化宫只有两三条街,小时候常跟着大人去那里看电影。“哎呀那个阵仗!里里外外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根本挤不进去。我爸就把我举起来,放在肩膀上挤进去。”


  心急的,白天就来占位子。挤不过的,就“另辟蹊径”,把目标锁定在幕布后面,看反电影:“电影里的人都是左拐拐,左手握枪,左手吃饭,一样看得多扎劲。”姚滨看到的最拼的观众,直接爬上放电影旁的大树上,脚踩树杈手扶枝丫,雄赳赳气昂昂看完整场电影。无论此前人群多么喧哗,只要看到一道光打到幕布上,全场立马清风雅静。


上世纪80年代

关键词:露天舞会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凤飞飞《追梦人》


五六百人一起跳舞

舞会门票从5角炒到5元


  郜宇和乐队的老伙伴,为成都市民的舞会伴奏了30来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的流行音乐被改革之风“吹”到内地,交谊舞也随之复苏。郜宇记得,刚开始是在各个大院里或者滨江河边有人跳舞,“饭盒”式的收录机放着歌,三五成群的人和着节奏跳舞,后来,队伍慢慢扩大。


  1983年,文化宫将原来的溜冰场改为坝坝舞池,供职工们跳舞。文化宫工人艺术团的乐队自然担当起演奏的重任。小号、小提琴、单簧管样样都来。“我们除了演出世界名曲,邓丽君、凤飞飞这些港台明星的歌最受欢迎。”郜宇回忆。


  那时的舞池实在简陋:室外露天、水泥地、木板搭台,只有刚好能够照明的白炽灯,后来添置了一些小彩灯。虽然硬件设施跟不上,氛围却爆表,“一场起码五六百人,经常跳着跳着就‘撞’到了。”郜宇说着笑起来,仿佛回到了旧日时光。露天舞会青年人是主力军,“那阵的九眼桥还是些偏偏房子,文化宫才是年轻人的娱乐胜地。”


  文化宫的露天舞会每天两场,下午和晚上各一场,每场2小时。“特别是晚上那一场,人特别多,很多人一下班就急匆匆骑着自行车往文化宫赶,晚了,没票!”郜宇发现,那些买不到票的舞迷,只得在场子周围跳“巴片”(过干瘾)。


  门票如此抢手,黄牛党就来凑热闹。当时住在冻青树街的朱建西经常去文化宫,他买过的门票刚开始是5角一张,后来慢慢涨到了3元,而黄牛党一度将票炒到了5元。“关键是,还是有人要买,把黄牛党高兴惨了。”还有一点让朱建西印象深刻,晚上9点散场后,黑压压的人群撤离文化宫,因为人太多,自行车也太多,光是找车都要花费好一阵工夫。


  露天舞会迅速火爆,人民公园、建工俱乐部等也出现了这样的场子。乐队多了起来。一些“抢手”的乐队,一天至少要跑两三场,收入自然可观,“一场至少可以挣两块钱。”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元,乐队演奏一月下来可以挣上百块,“一下变成高收入群体了。”郜宇有些兴奋地说。不过,乐队不是想演就能演,郜宇回忆,从1986年开始,成都的这些乐队就开始“持证上岗”,“每年文化局要组织考试,必须得到证才能上台。”


上世纪90年代

关键词:卡拉OK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刘德华《忘情水》


登台唱歌要过“抢”

还得自带磁带配乐


  上世纪90年代初,无乐队伴奏的卡拉OK演唱风靡一时,文化宫的“广场卡拉OK演唱会”紧跟到办起来了。现任成都市文化宫文艺科科长唐杰,那时是广场卡拉OK演唱会的“御用”主持人。他保留着一个暗黄的工作笔记本,上面记录下了当时的盛况。


  第一场卡拉OK演唱会是在1990年7月27日晚上,现场报名,上台表演。舞台一侧,摆着一张桌子,两名工作人员,一个登记信息,一个发写有数字的纸飞飞,按照上面的顺序登台。由于时间限定为2小时,登台的人数也必须控制在25人。为了抢名额,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就来排队了,桌子一摆出来,号就被抢完了。


  刚开始,文化宫准备的磁带有限,别人想唱这首歌,偏偏没伴奏,很多人就自带磁带。那时候,四大天王的歌最火,刘德华的《忘情水》、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翻来覆去唱,一台演唱会可能有两三个人要“撞歌”。


  原本广场卡拉OK演唱会只是在7月到9月每周五、六、日,提供给市民消夏娱乐,可大家越唱越带劲,就变成了每周的保留节目。每到周末,文化宫人头攒动,头一两年,场场观众近千,广场上都挤不下了,但就算被挤到了文化宫大门口,观众也不愿离去。


  主持人唐杰那时被称作“报幕员”,一本正经地上台:“第一个节目,×××带来的×××。”会相声的唐杰报幕时时常即兴调侃,把观众们逗得哈哈大笑。


  演唱会没有专业评委,唱得好还是不好,看观众反应就知道——唱得好的,所有人鼓掌喝彩,不住地大喊“再来一首”。唱得不好的,也会很不留情地被“嘘”。演唱会越办越红火,还有厂商主动找上门来搞赞助。唐杰统计过,1990年到2002年,文化宫12年间举办了449场演唱会。


  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沙漏,总是漏掉平凡,留下精彩。


  坝坝电影的人山人海、露天舞池的翩翩身影、卡拉OK演唱会的喝彩掌声……这些上世纪成都人精神生活的记忆画面,有的以新的方式在新文化宫延续下来,比如每周六上午的室内公益电影、周六下午的周末舞会;有的则随着老文化宫的拆除,成为了历史的符号。


  2005年1月31日,老文化宫正式停止一切对外活动。


编辑:杜畅 原文地址:http://www.zgscys.com/market/20170104/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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